【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西贝甲】
节日和文化交流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即将在美国度过第五个春节。我对没有亲人团聚在异国他乡过年已经习以为常，而关于国内春节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并不遥远的昨天。
五年前，我来到波士顿求学，在那里度过了国外的第一个春节。国内除夕夜的晚上当地正是早晨，我和家人打过电话后还要出发去学校上课，这种感觉属实有些微妙。
西雅图街道。图自作者
那时的我渴望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同样好奇他们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究竟了解多少。令我略感失望的是，除了课堂上少了一半的中国同学，那天实在和平常别无二致。虽然我不期待在美国街上的路人像国内一样互相拜年，但没有一丝节日的氛围让我感到了些许落寞。
在中国每逢圣诞节街道商场都会点亮灯光，装饰圣诞树，怎么春节在美国这么悄无声息？一腔热血的我渴望把中国的节日，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每一个见到的人，但是过程有些波折。我详细地介绍阴历的算法，过年的传说，发红包贴福字的传统。很多外国朋友嘴上说着“Cool”，“Great”，“Awesome”，却能感觉到并不怎么走心。我也常常想哪里出了问题，直到帕诺夫出现。
帕诺夫是我实习认识的印度朋友。当时我正在和一个中国同事写中文名字互相认识。帕诺夫路过看后大受震撼，正好想划水的他让我对他讲讲汉字。我还记得他看到“一”，“二“，”三“时露出欣慰的笑容和看到”四“的时候怀疑人生的表情。
接着我又讲了讲中国人姓名的含义，代表着父母对子女美好的祝愿，还帮他根据音译起“帕诺夫”这个名字，告诉他含义是“信守诺言的人”，帕诺夫满意地点头接受了。而帕诺夫也向我介绍了他们文化里名字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他们家族父亲的姓会作为儿子的名使用。
后来我们越聊越多，比如中国十几亿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而印度不同邦之间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同水到渠成般，我对他介绍了春节，而他也把排灯节这个对于印度同样重要的节日介绍给了我。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的交流如此顺畅，我不再向以前填鸭似的把想传达的东西一股脑地塞给别人。我们平等地分享，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在愉快的氛围中对彼此的文化都有了更深的了解。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远大于单方面的灌输。从此以后，我更多地以交流者而不是“教授者”的身份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交谈。
第二年春节，我和学长邀请六七位来自希腊，阿根廷等国家的研究生、助教来家里做客。我们准备了丰盛的中餐，包饺子的活动，除此以外还要求每个人带一道家乡的特色美食来和大家分享。那天我吃到了甜到掉牙的蛋糕，香浓的蘑菇汤，硬到咬不动的烤肉等一系列特色美食，也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我不禁感叹可能每一个在外的游子，都有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文化的愿望吧。
文化的碰撞可以迸溅出火花，也可以毫无波澜。我想这是因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让没有背景的人充分了解的。不同的土壤培育出不同的果实。
我想起中秋节前后和帕诺夫与安德鲁去看棒球赛。散场后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看到一轮圆月高挂夜空，心中有些激动，于是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感想。他俩一脸迷惑地看着我：“哥们儿你在说什么？”我告诉他在中国的文化里月亮总是承载着特殊的感情——思念。见他更加迷惑我就解释虽然分别的人们不能见面，却可以共赏一轮明月，把相隔两地的人们串联起来。他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眼神看起来却还是不能理解。
中秋圆月带来的多愁善感对于从小就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我们似乎是再正常不过，可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可能很难产生这样的感触。由此也带来了少数族裔后代对自身文化认同的问题。
我的经理是移民到美国的，他跟我抱怨自己几岁的孩子们对排灯节这样的传统盛大节日都提不起兴趣，反倒是每到万圣节、圣诞节就兴奋得不行。后来我把自己代入思考了一下，如果我从小在美国长大，不曾听到春节热闹的鞭炮声，没有和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亲人们在老家相聚，“春节”这两个字恐怕也只是缥缈的符号吧。
西雅图的疫情
2020年的春节或许是我过得最五味杂陈的一个春节。我告别了学生的身份，却没有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未来一片迷茫，又逢疫情肆虐，美国也每况愈下。那种感觉概括起来就是 “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
西雅图夜景。图自作者
后来，我去了西雅图工作。疫情开始之初，我每天都关注新增的数字，看着所在郡的日增病例从几百增加到几千。过了一两个月，日增病例突然回落到了一千以下，我们都以为形势向好。谁知道短暂的平静之后，病例数如同坐火箭一样上升，而如今全美一天能有接近一百万人感染。而我也尽量取消出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