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梦一直围困着我，我无法突围，也不愿意突围，只想被那个梦浸淫着。
那个梦似乎应该始于中师毕业后几年，登上讲台，亲见自己的一届届学生走入高中校门，进而跨进了大学。在那之前，也听说几个成绩不错的初中同学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与生养自己的乡村做最后的告别，骄傲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大城市的车流和人流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城市身份证，安家落户，让日渐浓郁的城市味道驱走含蕴着玉米小麦的泥土气息。
我的梦与此相似，甚至更具体，而且更迫切，特别是近几年有机会参加高考工作。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整个考点的考生在小屏幕上按照设定的时间循环出现时，一种庄重的仪式感油然而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心思几度游离，一次次越过屏幕，成为高考考生中的一员，在考场上奋力拼搏，大学的校门就在不远的前方向我频频挥手。
我觉得我的梦想已经开出了美丽的花。顺利地结束了高考，考取了理想的大学。工作生活，在一直向往的首都，或过江涉水，氤氲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我爱读书，周末可以尽情沉醉于大城市的图书馆里，成为众多书虫中的一只；我爱写作，可以有自己喜欢的文学圈子，经常听一些文学讲座，有更多的同道者交流切磋，让自己用心熬煮的文字渐次上升到文学的高度；我爱音乐，在寂静的夜晚，可以在音乐厅尽情把音乐细胞放飞成各种音符。
无限美好的梦想之花，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理智让我冷静，这是个无法触及的梦想。它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更无法残酷地破灭。从初中毕业选择“中师”这一报考志愿开始，从登上讲台，书写我的书生意气开始。那时候一度以为“教师”是我终生的梦想，教书育人是我无上的荣光。多少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的梦想开了花结了果。一届届学生在全国各地，在城市在乡村，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大军中。那些年在评优评先、评职称的个人述职时，会把类似的内容动情地读着，振振有词，发自肺腑。头脑里会联想到当教师的种种辛苦：每个晚上会把课带到家去备；把作文拿到家批改；晚自习的试卷不过夜，第二天第一节语文课要公布成绩；身体有诸多不适，只要一上讲台，就如同注入了一只强心计或者吸食了烟片，在讲台上激昂文字。站在台前述着与这个梦想密不可分的细枝末节，总是先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声音哽咽了，目光濡湿了。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把这样的梦想强加于我，我万分感激他们。在炎炎的麦收季节，12岁的我，在炽热无垠的金黄色的热浪里，我是他们身后割麦的小尾巴。热，累，煎熬着让我一刻都不想熬下去，妈妈适时地教育着我：女孩子要想脱离这种辛苦的农活，只有好好学习。我们村是农业大村，八个生产队，有着无限广阔的土地，有着许多土里刨食的父母，相比之下，我的父母有着大眼光大格局，他们立志要把女儿培养出去，言之凿凿，只要好好念书，砸锅卖铁也要供着。他们的目标在今天看来有些狭隘，只要离开庄稼地，换粮本，实现身份的彻底改变。
初中毕业填报考志愿时，我青涩懵懂如同一张白纸，理想梦想都是天空的一抹浮云，父母是我的主心骨。“小中专”“小师范”成为一种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乡村里，像我一样要求尽早换粮本的学生。在当护士和当老师这两个选项里，妈妈帮我选择了后者，理由是当护士是伺候人的，每天要伺候病人打针吃药，当妈的怕女儿受委屈。
那时候中专、师范是第一志愿，高中屈尊第二志愿，这样的录取方法一直延续到我的后几届学生。1988年6月中考结束，我在焦灼中等待成绩，549.5分，远超中师的分数线。流火的七月，我满怀着忐忑和期待，去那个将是我又一个母校的校园进行体育加试。50米短跑、立定跳远，我的体育成绩中下等，不怕，我的文化成绩遥遥领先，体育测试只是附加测试，成为一名师范生已经顺理成章、合情合理。我忘记了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心情，欣喜激动是必然的，尽管是板上订钉的事儿。以现在的我来揣度拿着那张决定命运的纸张的心情，它是沉甸甸地，凝聚我父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和期盼，也见证了自己在只有一崭小台灯的昏黑厢屋里熬煮青春的寂静时光。那一刻，又是举重若轻，有一种历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心愿达成的快意。那一页纸张，是一个农村女孩命运的里程碑，从此，我和同龄的那些早已辍学务农的小伙伴儿们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