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
特别是日本的遣唐使，中国的高僧鉴真，更是将中日政府和民间交流推向高潮。但两国刀枪相向也不在少数，明朝时期的倭寇更是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国力消涨导致双边关系的变换让人只能慨叹。但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至暗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盛，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中国的土地，枪炮声炸裂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日本侵略者
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正义必能战胜邪恶，当日本被迫低下罪恶的头颅时，
中国人民也重新站了起来。
新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心胸宽广，他们当然一直铭记历史教训，却也深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更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
于是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访华，
周总理与田中角荣实现历史性握手，
中日凝结的关系正式破冰。一个韧性无双，一个勇气绝伦，中日政坛两大领袖人物惺惺相惜，这才有了田中首相在钓鱼台国宾馆反客为主，为周总理脱风衣的惊人之举。
周总理也没有料到田中以一国首相之尊，
会给自己来“这一手”，令自己忙说“不行”，
然而田中却认真地说，既然是我的下榻之地，我就是主人，而你是我尊贵的客人，我应该为你服务。中日现代史上的两位政治家的聚首，意味着中日友谊的继续传承。
瞄准目标不动摇之运筹帷幄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曾经侵略过自己，又成为了战败国的日本，如何定位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国家领导人
一直都有极为明确的态度。
毛主席对此有过数次阐述，他会见一些日本友人时曾说，战后日本一直在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
中日两国人民理应面向未来
，友好团结。这就是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
因此，在中日建交前，中国政府基本上对两国间的民间往来及文化交流都给予了支持。即使是在中日民间交流最冷时期，毛主席在会见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时依然强调，
“中日之间往来的中断只是暂时的，一定会恢复起来。现在我们不是就在这里见面了吗？贸易也不可能永远不重新开始。”
毛主席表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作为总理，具体措施的制定及施行就自然落到周总理的肩上。由于与毛主席对日外交立场一致，作为总理及第一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在展开对日活动方面
有了“总揽全局”的权限。
于是，在与日本政府不可能进行直接交涉的前提下，周总理将精力倾注于日本的民间，灵活运用经济、文化及宣传策略，首先通过日本的“亲中派”开始在日本国内酝酿并掀起
“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
“从民间接触开始开拓友好的道路”、
“所有的进程都从第一步开始”，
成为新中国对日活动的最初姿态。1952年6月，周总理与访华的高良登美、宫腰喜助等会谈后，中日之间签订了战后最初的民间贸易协定。
从那时起，中国始终支持中日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从而构成一种“半官半民”式的中日关系框架。周总理在195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上，发表
“日本应该以平等互惠的原则来保障与所有国家的正常通商贸易”
言论，表明中国将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扩大与日本的经济与文化的基础关系。
中国的对日态度开始出现大幅变化，同年12月，滞留在中国的大批日本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开始引渡回国。并且中国还积极展开与日本各个领域的多边交流，
效果也日渐明显。
1954年，周总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友好的姿态作了
“建立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的重要讲话。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破例地具体总结了中日交往所取得的成果：
“从1952年到现在，中日两国民间团体之间总共签订了15个协议或联合公报。”
面对周总理的发言，日本各大报刊给予积极的响应。《每日新闻》在社论中这样评论道：
关于释放战犯的问题，中国政府比起苏联政府来说，对日本是十分宽容的。两国间只要不牵强对方，相互理解，就一定会开拓出友好之路。
这一时间，中日关系渐趋加强和融洽。但后来的岸介信、佐藤荣作上任日本首相后，一个搞“政治经济相分离”，一个更是公然允许台湾的军舰访日，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对此，
中国予以坚决反击。
1971年8月，周总理会见纽约时报记者时，口气十分严厉：
“日本对台湾抱有野心，不仅想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而且想在日本的指挥下，或在美国的一部分势力的援助下，把台湾推向独立。”
周总理或者说中国在外交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是拒绝丝毫让步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容任何动摇。
中国与日本关系发生重大转机是在1972年
，当年2月尼克松突访中国震惊了全世界。
4月访华的三木武夫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三木武夫认为有望接任首相的“田中肯定会处理好日中问题”，
他将坚定支持田中
。周总理听后称赞三木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出色政治家。
周总理对田中角荣极为关注，7月初田中内阁一成立，他就立即采取行动，派遣上海芭蕾舞团去东京演出，并指定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的左膀右臂孙平化任团长。
孙化平不负重托，在东京与大平外相等多次接触，直接
转达了中方欢迎田中访华的意向。
周总理心细如发，他始终关注着访日上海芭蕾舞团的一举一动，并且罕见地对国内一篇报导发了火。人民日报在报道东京首场演出盛况时，对于日本官方代表，只有一句
“文化厅的代表也到场了”。
周总理对于新闻部门的政治不敏感极为生气，在深夜一点将相关人员召集过来开会，他怒气冲冲地说：
“官方文化厅派代表到场，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一个新姿态。”
他讯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相关负责人，
“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正在做一件什么工作吗？为什么不把日本文化厅代表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周总理对于新闻媒体负责人没能领会、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非常不满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周总理是如何看重并具体部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件大事的。7月25日，日本公明党竹入义胜访华，中方再次强调对日“政治三原则”。
对于竹入义胜担心“日台条约”的“非法”表述田中很难接受一事，周总理表示
“
中国坚持三原则的精神，至于如何表述，可以在来中国后再具体商定。”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周总理回答非常简洁：
“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日方只要向中方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
这就是周总理，既一丝不苟，又不拖泥带水。
周总理之所以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并能够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原因是：首先，当时
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
所决定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一方面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内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另一方面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各国采取的“封锁政策”，使美国的军事力量成了中国的最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抗”战术之一就是找出西方阵营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来
瓦解西方的“封锁圈”。
日本就是那薄弱环节之一。
另外，由最初的民间交流向“民间外交”，或者说向“人民外交”的方向发展，也是为达到此目标的一种“战术”。
其次，周总理的个人魅力和外交风格，以及他的处世方式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周总理的人格、性格、精神使无数的日本人感动而敬佩，他对于日本来访人员，无论是农民、工人、学生还是商人，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予以接待。
这些人将周总理视为
“我生涯中最大的老师”，
“日中友好的心底的支柱”，“东洋大丈夫”。
恰好是这样一些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毫无疑问，周总理的这种平易近人增加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好感。
1970年《每日新闻》社进行了“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全国舆论调查”。日本国民对周总理的认知度的调查结果是54%，这在当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信息传播并不便利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十分高的数字了。
这表明，周总理的人格、思想及对日态度，影响着日本半数以上国民对中国的感情。特别是在那个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对日本国民来说都是
既神秘又遥远的。
所以周总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强有力地左右着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政治投机和关键时刻果敢决断
战后的日本政府及执政党一直表现为积极参与美国的“封锁中国政策”，无视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承认台湾是
“中国的代表政府”
。但与此同时，在野党、执政党的一部分及众多的民间团体又强烈地反对政府的这种姿态和立场，从而构成了一种纷繁复杂的对中关系。
但这种情况在1972年尼克松进行“过顶外交”，使得日本政坛产生剧烈的震荡。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强硬反中，已经无法转向，“尼克松冲击”推动后佐藤时代到来。
田中角荣作为下任自民党总裁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地位极为微妙。
在这个时候，田中对中国问题的把握，
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选举战略的一环来考虑的
。
作为一个学历低、从底层爬到日本政坛顶峰的
实用主义者
，他优先权衡的是如何通过中国问题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加大他竞选自民党总裁的筹码。
因而，他极力回避对中国问题表态，保持可进可退的状态，对于日中恢复邦交不松口。在总裁选举的最后关头，他才与亲中的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结成同盟，
在总裁选举中获胜。
7月2日，田中、三木、大平三派就中国问题达成政策协议，决定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关系。但是田中就任首相之后，一方面
对中日关系有积极的表态，
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得踌躇不前。
这也表明，竞选总裁期间，田中最后被迫对中日关系问题的表态并不是完全当真的。他在中日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更多地是为其竞选自民党总裁服务的，但随着逐渐深入地介入中国问题，他
逐渐形成自己的中日关系思想。
在田中访华的飞机上，记者问田中
“你为什么要去北京？”
田中回答道：
“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啊。”
田中角荣的另一个特点是，一旦决定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他就视之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全力以赴。
田中作出访华的决断是在8月5日看完竹入义胜带回的“竹入笔记”，了解了中方的谈判条件，于是迅速作出判断，认为中日之间可以达成协议，他决定去北京。
田中对大平正芳说反正人一辈子就活一回，那就干吧。
此时他已下定访华的决心。
但田中此行确有风险，前首相佐藤荣作甚至认为，田中没有深思熟虑，所以不行。
田中访华获得成功，虽然应该说是两国有识之士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但
田中在其中也发挥出相当重要的作用。
田中之所以能够与中国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首先，田中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自民党总务会曾就中日关系正常化提出要充分考虑
和台湾的“密切关系”的附加条件
，但田中内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影响。
9月28日首脑会谈中，田中向周总理强调自己排除自民党内反对声音的信心：
“明天大平大臣的记者招待会，在自民党内可能要引起违反党的决议的责难。但我既是总理又是总裁，我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他还专门提到：
“和台湾的关系是考验我和大平政治能力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日中之间久远的历史交往，我们对这样的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
为了减少自民党内的阻力，田中通过
与中方发表共同声明的方式来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
化，这是一个极为灵活的方式，规避了法律上的阻碍。
其次，田中具有极强的政治勇气。田中决定在和台湾断交的前提下进行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交涉，美国对于日本政府的姿态甚为忧虑。8月19日基辛格和田中会谈时，基辛格反复强调，在中国问题上，
美日不应进行竞争。
29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提出：
“日本有走向民族主义的危险，并回应国内的压力。”
31日，尼克松在内部会议上毫不掩饰地对日本进行批评，认为日本恶劣的叛徒。
这表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田中没有对美国亦步亦趋，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美国虽然对田中的外交政策疑虑重重，但在田中的决断和快速推进下，还是无可奈何地
采取了不予干涉的方针。
其三，田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智慧。他只是就大问题指出方向，而具体事务则全部托付给大平正芳。他明言
“大平外相是专家，外交由外相负责。”
二人联手解决中日问题，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
日本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对于中日关系中主要问题的基本态度等等，基本上都是大平主导制定的。8月3日，大平主持制定
《关于我国的中国政策》，
该文件贯穿大平外相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就是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日中复交三原则。该文件还第一次正式表明将断绝日台间的外交关系，成为中日间
最终达成协议提供基本的政策保证。
“车中会谈”与一张纸条
1972年9月25日，田中、大平一行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田中明确表示
“不达成协议，就不回去。”
田中首相一行被安排在条件最好的钓鱼台18号楼。周总理亲自把田中首相送到住地，周总理进会客室想脱掉身穿的风衣，田中首相迅速走近周总理想动手帮忙。周总理没料到他的这一手，忙说不行，我自己来。
田中笑着回答：
“今后几天我是这座18号楼的主人，而您周总理是我的贵客，理所当然应由我帮您脱下风衣。”
第一次首脑会谈，双方极其坦诚地交换意见。但是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表示对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表示歉意，一时会场上鸦雀无声。
当时周总理只是闭目听着，宴会结束他和田中首相握手分别时表示：
“田中先生，‘添了麻烦’这句话太轻了，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第二次首脑会谈中，“添了麻烦”以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使双方一时陷入僵局。
9月27日，按照日程，姬鹏飞外长等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人游览万里长城。行前大平外相表示：
“万里长城随时都可以去，我想抓紧与姬外长深谈一次。”
于是，周总理决定姬鹏飞换到大平外相车上。
两国外长间的
“车中会谈”取得突破
，推动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在车中，大平对姬鹏飞表示，他个人和田中首相都同意中方的看法，那就是日本对中国是侵略战争毫无疑义。
但是，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考虑到日本当前面对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可能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
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
。两位外长在车上还就一些细节问题交换了意见。
接下来就是敲定联合声明时，用什么词汇来替代
“添了麻烦”，
双方一直研究到凌晨二点。
这时大平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并表示，“这是我方所能做出最大限度让步的底线”。最终经过周总理敲定，中方同意了这一表述。
关于台湾问题，
最后是采用日本外务大臣谈话形式
，表明“日台条约”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日起失效。日中联合声明于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两国总理、外长共同签署生效，
日中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
紧接着，大平外相去北京民族文化宫会见记者。大平外相宣布：
“虽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经失掉存在的意义而结束。”
完成邦交正常化大业后，周总理兴奋地对田中首相说：
“我们一起完成了一大使命，我陪你去上海。”
这件事出乎田中首相的意料，他非常高兴，并表示感谢。接着田中首相又说他希望乘坐周总理的专机，希望和周总理举行一次“机上会谈”。
就这样
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
坐上了总理专机。然而飞机升空不到五分钟，田中首相就呼呼睡着了。大平外相想伸手去推醒他，周总理却马上拉住大平手说，他太累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就由我们两人进行“机上会谈”吧。
大平指着沉睡中的田中首相说：
“我与他的盟友关系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请周总理放心。这次在北京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履行到底的。请周总理相信我们。”
经过这次交流，周总理曾对两人有过评价，
田中“外强”，大平“内秀”
。就是这两个日本名人，同周总理一起，共同书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