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字子房，其父及祖父都是韩国之相，秦灭韩以后，张良散尽家财以求刺秦者。公元前年张良与力士在博浪沙椎杀秦始皇失败之后，逃亡下邳十年。
后来，秦末农民起义，张良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并以其卓越的计策谋略帮助刘邦贏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奠定汉家四百年基业，成为西汉开国功臣之—，与萧何、韩信并称三杰。但是，张良复杂的身世以及他为韩复仇的举动，使其在后来辅助刘邦建汉过程的一些举动备受争议。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张良之所以有刺秦的举动也必然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即张良的个人思想因素，外因即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一、张良刺秦的个人因素
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背景；四为其生年遭遇。《史记》只以“学礼淮阳”四个字谈及张良的学问，所以因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对其学问传承深究。
而气质在《辞海》里解释为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脾气、秉性或性情。它既是遗传的、先天决定的，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又与个人生年遭遇密切联系。
张良出生并成长于战国末期，频繁的争霸战争和动荡的生存环境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七国战乱频仍，而秦渐渐强大并威胁到其他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利益纷争六国其实并不能真正联合抗秦，即使激于一时义愤合纵了却不能成为持久的同盟。
因此在各自为政的状况下不断被强秦蚕食，公元前262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上党，上党守冯亭却献上党于赵，引发秦赵长平之战，导致四十万赵人被坑杀。自此之后韩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直至公元前230年，秦灭韩，置其地为颖川郡，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
亡国破家的威胁无疑使国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韩国的上层统治者也未必有一日安稳。而张良五世相韩的家世也多少会使他耳濡目染这种危若累卵的处境，其幼小的心灵不可能不受影响，对强秦的恨应该是潜意识里就有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心理的形成，对于他成年之后的博浪沙刺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张良刺秦的社会根源
六国的灭亡及秦始皇的暴政。秦国从公元230前年到公元前221年，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进行的统一大业虽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结束了中国长久以来四分五裂的诸侯割据现象，并打破传统的贵族分封制，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地方统治，巩固国家统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整个社会传统、制度、情感习惯的转化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被夺权的没落的其他山东六国旧贵还依旧隐身在新的政权中，妄图等待合话的机会夺回原属于自己的东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便是以楚国为代表的山东六国贵族仇秦的鲜明写照。
秦始皇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积极的政策，但也有其暴政的一面：即统治期间徭役繁重，刑罚严酷，赋税沉重；他还好大喜功、滥用民力，造阿房宫、修嵩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全国竟然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饱，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
人们期待的安稳平淡的生活并没有出现，相较之下以前六国时期各安天命的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所以旧仇新恨使人们对于新的统治者充满了敌意。但秦法苟刻，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然而“穷则变，变则通。”当一件事情不能以正常途径予以解决的时候，人们便会不自觉采用原始的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即对当权者实行刺杀。
刺客之风对张良刺秦的影响。秦始皇的一生，共经历过四次刺杀事件。第一次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刺杀者是荆柯；第二次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刺杀者是高渐离；
第三次遇刺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出巡东游，为盗（张良）所惊，大索天下十日。第四次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与武士微行，在兰池遇盗，下令关中大索20日。以此可以看出，当时刺客之风的盛行。
刺客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是由于政治原因进行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企图在较短的时间内让目标任务及相关事物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最早对这一职业及刺客进行记载作传的是司马迁。
早期的刺客一般行为动机都比较单一，大多是因为感于委托人的恩德而非出于个人私利去行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使本来充满血腥的行为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因此刺客的行刺也带有一些侠义的因素在内，从另外的角度也美化了这一行为。
当然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所决定的。首先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即便是法也要让礼三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等一系列关于仁的表述成为士人君子自觉遵循的道德规范。
以至于到后来孟子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理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将义提高到了与生命相当的甚至高于生命的位置。
这就意味着一旦一个人站在礼或者义的角度出发，即使釆取非法的手段去做事情，不为常人所能接受，但是，于情于理都是可以被原谅的甚至被歌颂的。
所以之后太史公写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秦始皇暴虐，使民不聊生。人人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只是迫于其淫威而无可奈何，所以对于秦始皇个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刺杀无不是大快人心的。
故而荆柯、高渐离的刺秦行为在当时整个历史朝向大一统发展的潮流中也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当时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并且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张良之所以选择椎秦这种方式必然是受了前人的影响。
张良与和沧海力士对于秦始皇的狙击算是一个个例，可以称之为刺杀，但又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刺杀，因为在这次行动中，雇主与杀手同时出现在行刺现场，就一般的刺杀活动而言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例如专诸、聂政、荆柯等人都是受人委托而单独行动的，刺杀要成功不但要有周密的计划，还要在保证在成功的前提下人越少越好，以便于行动失败后迅速的逃脱。
张良却打破了这一惯例亲自跟沧海力士一起行动，张良应该曾经见过秦始皇的仪仗队，或者见过秦始皇本人。因为之前秦始皇已经出巡过两次了，一心想要报仇的张良肯定在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直至有一定的把握才决定出手。
而沧海力士作为张良的助手，其实并不了解情况，所以为了保证刺杀行动的成功，张良决定跟力士一起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张良有沧海力士的力气的话，那么他可能完全不会假手于力士去刺杀，而会亲力亲为以显示其报仇之勇气和决心。
不然，他本可以找个善于作画的人将秦始皇的仪仗队给画下来，或者带着力士在秦始皇出巡的时候观察一段时间再让其动手，完全不必以身犯险做无谓的牺牲。
张良这种以身犯险不成功便成仁的行事作风，固然有苏轼等人所说的由于年轻气盛不能忍的缘故，但是，从分析看来张良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他己经将报仇强秦当做了自己的使命，并且不惜用生命代价去进行实践。当然，这种无所畏惧的侠者情结与当时游侠风气的盛行也是分不开的。
游侠风尚对张良刺秦的影响。古称豪爽好结交，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为游侠。当然，游侠也不都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劫富济贫快意人生的，有人曾把侠分为六种类型：
“一、为了个人、家世的仇怨而行侠。二、为了报知遇之恩，不惜为知己者而慷慨行侠。三、因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剪恶除暴，扶危济弱而行侠。四、因为不堪忍受压迫而聚义行侠。五、为了安邦定国而行侠。六、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慷慨行侠。”
若以此看来张良则是第一、二种的综合体，因为身世缘故，使得张良一家兴衰本来就与韩国的存亡密不可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破家亡的痛之于张良自然也要比普通百姓强烈得多。
张良曾在淮阳学习礼法，“国士遇我，我亦以国士报之。”“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的思想也势必对其有一定影响，所以其秦既是国仇亦有家恨。
春秋战国长时期的战争动乱，养成人民尚武的习惯。又由于社会动乱，礼崩乐坏，法之不存，匹夫抗愤，游侠之风甚盛。其中，战国四公子为挽救本国的灭亡，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本身虽非布衣，却是贵族中的侠义之士。
就张良的个人经历而言，四人对其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很大的。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四个人中虽三人生年不详，但是，就卒年来看平原君和春申君离张良的生活时期最近，并且就地理位置而言韩国北有赵国、南有魏国、楚国，年幼的张良对于四公子的事迹肯定不会陌生，也必会有所感悟。
就个性的形成而言，耳濡目染的熏陶远比后天学习影响要深刻得多。秦朝未亡时，项伯杀人，张良隐匿不报并使其存活，当时刑法苟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累及自身，张良必然是受了当时游侠风气的影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能急人之难，轻生重义。
三、总结
综上所述，张良在博浪沙椎杀秦始皇的举动并非年少轻狂抑或一蹴而就的行为，这其中有张良的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一方面，张良独特的身世与成长历程，使他从小就有了仇秦的心理。
另一方面，受到当时严苟社会环境的压迫及刺客、游侠风气的影响，使张良后天养成了好结交，快意恩仇的尚武气质，故而其博浪沙一击是他在既得贵族利益被剥夺后所做的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