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睿专栏
失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而失业率标志着人们的经济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世界幸福指数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衡量公民幸福感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从工作维度下观察职业状态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失业率与个人幸福感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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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个人幸福感？幸福感是可以被衡量和量化的吗？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幸福是一种态度，它至少包含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即人类的幸福既包含理性判断成分，也包含情感成分。
当我们把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时，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就变得客观和可测量了。
1974年，Easterlin开创性地将幸福这一心理学领域的课题引人经济学研究之后，对幸福感的研究成为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家的经济增长常常被认为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指标之一，但却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20 世纪70 年代, 不丹国王就提出 “ 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 GNH) 这个概念, 并表明幸福不应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
近年来, 美国、 英国、 荷兰、 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研究, 试图将国民主观幸福感纳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中国也同样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国民幸福感进行多维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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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GDP不应该作为衡量幸福感的指标，但与其密切相关的失业率和经济富裕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个人幸福感的指标。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李树教授和陈刚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关于幸福感的经济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重视，但现有文献只讨论了居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忽略了幸福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著名的奥地利-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丽·雅霍达 (Marie Jahoda) 1982年提出的潜在效用损失理论(Latent Deprivation Theory) 指出失业导致的经济压力和人际关系往来的缺失会降低幸福感。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弗赖尔 (David Fryer)（1995）则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的下降可能使得个人及家庭的经济需求同现有的经济资源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匹配，人们的生活质量出现下降。
瑞典卡尔斯塔德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Ulla Rantakeisu等经济学者 (1999) 提出的经济羞耻模型（Economic-shame model）则着重强调了生活拮据对幸福感影响的重要性，人们由于资金的短缺会感到羞耻和丢脸，最终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总的来说，虽然群体差异可能会影响失业损失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但失业确实会使人们感到焦虑，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Doerr, 2022)。
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支持的研究也发现失业会消耗心理资源，导致糟糕的决策 (Ramchand, Ayer, and O 'Connor, 2022)。
此外，美国心理学家丝黛芬妮·帕帕斯（Stephanie Pappas）也提到，工人在失去工作后会经历焦虑、不安全感和悲伤等复杂的感受。把失业归咎于自己失败的人们对自我失去信心。因失业而造成的负面情绪也会传染给身边的家人并给同行在职人员带来焦虑和不安。
由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领导的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常用的心理健康指标，如睡眠、自我评估的自信和自尊水平，以及他们如何在1到10的范围内给自己的幸福感打分，结果发现失业会导致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发现，导致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中，只有20%归因于收入的减少。其余80%的人表示，这也与失业导致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自尊的丧失有关。
调查发现，尽管失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最令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感到困惑，比如专业人士。英国BBC新闻还报道说，由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牵头的一项耗资200万英镑的“幸福指数”项目发现，7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在7分以上，但失业和单身人士的幸福指数要低得多。十二分之一的人说他们非常不快乐。
▲幸福和失业率的关联性（图片来源：Ohtake,F.Unemployment and Happiness.2012.）
除了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降低个人的幸福水平外，失业还将继续在人们的未来人生道路中发挥重要影响。
根据英国全国儿童发展调查(NCDS)涉及6253名英国成年人的数据，研究发现青年失业时间与50岁时的心理压力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Daly and Delaney, 2013)。
此外，2002年的日本生活方式和社会调查(QSLS)的数据也比较了在过去五年中经历过失业的人(占样本总数的20%)和没有经历过失业的人的幸福感。数据发现，经历过失业的人中有23%表示他们不快乐。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大学从1985年到2020年的36年间对11个欧洲国家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和失业率对幸福水平都有显著影响。特别是，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高收入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短期效应相当弱。此外，失业在短期和长期都会降低幸福感，这凸显了在欧洲制定旨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的必要性。
综上各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失业对心理压力的影响是持久的，不能仅仅用早期生活的幸福水平来解释 (Ohtake, 2012)。人们需要时间来适应失业给幸福带来的变化。
▲ 失业劳动力隐性再就业方程的回归结果 （图片来源：知网文献《幸福的就业效应》）
而源于求职理论的激励理论则认为失业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幸福感。
在发达国家，政府在失业期间提供的失业保险金与失业前的工资补偿成正比 (Ehrenberg & Smith, 2008)。失业的人不需要工作，他们的闲暇时间显著增加，这意味着更高的失业救济金可能导致更低的经济损失和更高的幸福水平的失业(Paul & Moser，2009)。
因此，失业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失业会导致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但失业期间的高福利也会提高幸福感。
此外，李树和陈刚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数据，评估主观幸福感对就业概率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得出幸福感能提高劳动力就业概率。个人幸福感强可以显著提高失业劳动力隐性再就业概率。因此，更高的幸福感也能带来多种客观的好处。
综上，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因为失业具有许多显著的影响。而且根据社会生产函数理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基于对物质生活和社会支持的追求, 所以失业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富裕程度，从而动摇一个人的幸福感。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逐渐降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是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个人主观幸福感问题，并将关注重点聚焦在以收入为主的客观因素上显然是不够的，在讨论失业率与个人幸福感的微妙关系时还应该考虑主观心理因素，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收入分配公平等现实社会问题导致的心理感受差异。但不论如何，我国的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实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在研究中国的就业和个人幸福指数的关系时还应该考虑到城乡社会结构对幸福的影响（冯贺霞，2016）。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冯贺霞女士就在《发展与幸福》一书中指出，尽管收入和个人幸福感在某些情况下有显著联系，但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产生此城乡幸福悖论一方面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主观心态的不同；另一方面，在控制心理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在城乡居民绝对收入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71.6%的人群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
2019年, 位于广州天河的中国幸福城市实验室发布了 “幸福城市就业指数”。令人惊讶的是，金华、厦门、绍兴和中山位列工作幸福感最高城市榜首，而北京、杭州、上海和重庆则被在工作压力最大的城市统计表上位列前茅。
中国幸福城市实验室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客观量化不同城市的就业环境。其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于百度搜索引擎数据分析不同城市的就业环境。 通过对不同城市劳动人口的综合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就业压力较大的城市房地产业相对发达，这反映了一个城市房价对就业幸福感的影响。 就业压力前20名城市的就业焦虑指数和失业关注度较高，成为拖累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压力就业TOP20城市 （图片来源：百度商业智能实验室）
从上图的幸福就业前20城市排名来看，就业指数最高的城市普遍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
相应的下图就业压力城市分布在中国南北地区，其中山东省占3个城市。
▲压力就业TOP20城市 （图片来源：百度商业智能实验室）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比较与失业相关的首要问题时，在北京工作的人比在金华的工作的人更关心失业问题。
在金华，作为幸福就业排名最高的城市，上班族更加关注与失业相关的常识性问题，这反映出金华上班族在应对就业状况变化时更加从容。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技术，百度对与工作焦虑相关的搜索语句进行分析，如通过对检索信息如“如何克服职场挫折”、“如何解决工作矛盾”、“给我一个辞职理由”、“如何优雅辞职”等信息，得到各个城市的工作焦虑程度。同时，利用类似的技术，百度还计算了不同城市人群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比如“失业了怎么办”、“被解雇了怎么办”、“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如何领取失业救济金”等。
数据显示，在这些资源集中、人才竞争激烈的发达城市，职场压力和失业危机严重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因此，从中国幸福城市实验室的数据分析来看，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虽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往往伴随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较低的就业幸福感； 虽然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增长空间有限，但良好的产业环境和经济结构，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减轻人们的就业焦虑和工作压力，相反，他们会拥有更高的幸福感。
言而总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程度和用多维度量化的幸福水平有时是不相等的。在考虑如何量化幸福时，应该记住幸福是可变的。
所以，只有当我们对幸福变量有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时，我们才能量化它。例如，人们有时会为了实现对他们更有价值的东西而行动。尽管搬到生活条件较差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更快乐。这是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衡量幸福的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和事业(Lawson and Price,2003)。从这个角度来看, 研究失业和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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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许捷，科睿研究院Associate Fellow （人文学部），系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许捷于芝加哥大学获得人文硕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获得历史学与国际研究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