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压力、家学传统与移民环境——韩愈寓居宣城修业考论(下)

生存压力、家学传统与移民环境

——韩愈寓居宣城修业考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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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版第482期

三、宣州获荐与古文派传承

韩愈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发愤苦诚,考试却屡屡失败,进士科省试四次,吏部试三次皆败,显然,这是因为其平日所学与考试要求距离甚大,这与他备考方式及求学环境有关。他在宣城修学备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环境里中,这个特殊性有二,一是作为一个古文世家子弟自有家族教育传统,无须外出从师学习时文,二是身处宣州而非京洛中心区,少受流行风尚影响。

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他在介绍自己治学过程时,特别强调了十三能文一事,这说明他是在十三岁开始写作训练的。这个时期他正在宣州,他是从宣州开始走上古文之道的。由于长期不在京洛地区,且无法享受荫庇的特权,不能入太学、国子学学习。只能居于江南私宅自学苦读,其受教渠道主要是接受家学。对这一段经历,他没有详细叙述,已难了解具体情况。参照吕温弟弟吕让的墓志铭,对此可作一些推断:

吕焕《吕让墓志铭》(№.大中107):皇考讳渭,礼部侍郎湖南观察使。皇妣河东郡夫人柳氏。外祖识,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名高四海。府君七岁在潭州,七日之内,继失怙恃,号慕如成人。伯兄故衡州刺史与仲兄等所不忍视。既祥,念《春秋左氏传》,日五百字。衡州伯父抚其首曰:“聪明厚重,吾家之宝也。”亲授文章意气,经传宗旨,志学之岁,著《娄纳言墓表》、《衡州合江亭记》。伯父见而惊曰:“佐王之才也。”风清月朗,必具酒馔资谈论,未尝不以生人为先,社稷次之之义应对。声誉日在于王公大人之口,若洪澜东注,势不可遏。故柳州刺史柳公宗元为序饯别,具道所以然者。十八,经伯父哀苦,涕慕成疾,逾岁而平,初从乡赋,韩吏部、皇甫郎中、张司业方闲宴,见公《贾珠赋》云:‘洞庭方员七百里,其澜浸日月,土出金入’之句,环目惊视,不浃辰传乎万人。二十三,进士上第,解褐秘书省校书郎,以支使佐故相国彭原李公程于鄂岳。

吕渭、吕温、吕让与韩仲卿、韩会、韩愈一样都属文章世家,吕温从吕让学文过程,有似韩愈从韩会学文。吕温让七岁的吕让念《左传》,日抄五百字,并亲授作文之法。其间又得到了柳宗元鼓励。韩愈之子韩昶的习文之路也颇相似,《唐故朝议郎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上柱国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大中102)曰:

幼而就学,性寡言笑,不为儿戏,不能暗记书,至年长不能通诵得三五百字,为同学所笑。至六七岁,未解把笔书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为。张籍奇之,为授诗,时年十余岁,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试授诗,童皆不及之。能以所闻,曲问其义,籍往往不能答。受诗未通两三卷,便自为诗。及年十一二,樊宗师大奇之。宗师文学为人之师,文体与常人不同,昶读慕之。一旦为文,宗师大奇。其文中字或出于经史之外,樊读不能通。稍长,爱进士及第,见进士所为之文与樊不同,遂改体就之,欲中其汇。年至二十五,及第释褐。

其性好文字,出言成文,当是出于韩愈家教之故,其所从之事是张籍、樊宗师都是韩愈重儒崇古的同道者,所以也较早表现出与流行文风的相异之处。韩昶这一成长环境显带有古文家族的特色。

韩愈也成长于类似的环境中,他早年也曾得到了韩会的指教。韩会曾得萧颖士、李华称赞,是大历朝曾为中书舍人,与崔祐甫、梁肃一样,也是古文大家,作有《文衡》一文,曰:

盖情乘性而万变生,圣人知变之无齐必乱,乃顺上下以纪物,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俾皆有经,辩道德仁义礼智信以管其情,以复其性,此文所由作也。故文之大者统三才,理万物,其次叙损益,助敎化,其次陈善恶,备劝戒。始伏羲尽孔门,从斯道矣。后之学者日离于本,或浮或诞,或僻或放,甚者以靡以逾以荡以溺,其词巧淫,其音轻促,噫,启奸导邪,流风薄义斯为甚。而汉魏以还,君以之命臣,父以之命子,论其始则经制之道老庄离之,比讽之文屈宋离之,纪述之体迁固败之,学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知文章之作以君臣父子,简而不华,婉而无为,夫如是则圣人之情可思而渐也。

此文不仅在古文观念上与韩愈相似,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也与韩愈相近,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韩愈古文学习起步于长兄的传授。在宣州这一段学习虽是以自学为主,但其早年所受的家族文化教育已奠定了他成为古文家的知识起点,其自学也应依照其家学传统来进行,以研经习古为主。他曾反复陈述这一段早年求学的经历。如:

《上宰相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

《进学解》:“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他对自己这种专注儒家经典的治学经历是非常自信的,他认为这是与世俗流行的学风是不同的。在宣城这样一种环境里,他除了沿续家族文化传统,较少受到京洛地区为以辞赋为宗的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自然地与当代流行文化拉开了距离。其所学与当时流行科场范式并不一致,所以,屡试失败,其《答崔立之书》言:

“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

他以当时流行骈文为俳优之辞,以之示人,自感不安,这是因为这一种流行文风与他一直尊崇的古文家法是全然不同的。作为古文家,他与流行文风的矛盾当缘于他在宣州苦读时形成的复古化的知识结构与文章意识。韩愈自叙自己习文经历言: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

以上是说自己习文的整个过程,其起点就是先秦两汉的著作,这与韩会所论是一致的。这又与以《文选》为基本教材专习辞赋者是显然不同的,而这种追求是在他治学之初就形成的知识观念。他已认识到他的文风与流行文风的距离,如其曰:“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答李翊书》)”骈文与古文,不仅文学观念有别,所习读本不同,而且阅读与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初习文者多以有声诵读为主要方式,特别讲究对偶与节奏的骈文句法与以散行为主的古文句法在阅读方式上差别很大,所以,在习古文者韩愈看来,骈偶之文似倡优之语,在习骈文者看来,韩愈的古文无法以通行的骈化语气读出,自然是不入流者。

与时风的这种距离与其居家治学方式相关,同时,又与他所处的宣州这一环境有关。如前所叙,战乱后中原士族多举族南迁,也将他们家族文化带到江南,并在江南地区形成了复古化的文化环境,传承了天宝年间以萧李为代表的文学复古之风。其中最突出者有李栖筠、独孤及以及陈少游等。关于李栖筠、独孤及重建州学,陈少游重经学并举荐赵匡、陆质等事,笔者已有所论 ,此处不再重复。本文要强调的是:当时几任宣州刺史也都表现出这一倾向,兴元与贞元初,宣州刺史孙会就是其中一员,孙会是孙逖的侄子 。孙逖是开元天宝年间倡导古文之先驱,开元后期为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人,直接推动了古文运动初兴。其后人也多能继承他的传统,梁肃有《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一文,二孙使君,即常州刺史孙会、苏州刺史孙成兄弟二人,一为孙逖之侄,一为其子。文曰:

二公修懿文之烈,成变鲁之政,地无夹河之阻,人有同舟之乐,抑近古未之有也。……兴元、贞元间,偕以治行闻。天子器之,于是仲有吴苑之寄,伯受晋陵之命。自庱亭以东,御儿以北,面五湖,负大江,列城十二县,环地二千里,政教同和,风雨同节,礼让同俗,熙熙然有太平之风。每岁土膏将起,场功向毕,二公各约车舆,将命者十数人,循行邑里,劳之斯耕,喻之斯藏。民乐其教,且饱其和,然后用笾豆盏牵展友爱于交壤之次。绰绰怡怡,有裕有欢。

文中称道他们二人不仅能安定地方,而且善于以儒家礼教施教。梁肃是韩愈之师,大历年间是独孤及的弟子,独孤及在天宝年间又是萧颖士、李华的追随者,这些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仅文学主张相似,而且在人事交往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着清晰的师徒授受关系。在梁肃文中提及的李萼就是颜真卿的弟子,李萼作《二孙邻郡诗》,也应是缘于老师颜真卿与孙氏家族的特殊关系。其时属而和之者有三十七家,这应是当时江南文坛上的一大盛事。其时来江南避难的中原士族文学活动频繁,且声系相连,不只同声相应,还以推奖互助之举引领好古之风 。孙会主政宣州及崇儒好古之举,对年轻的韩愈当有所影响。这一点可由孙会儿子孙公乂在长庆年间与韩愈交往一事见出,冯牢《孙公乂墓志》(NO.大中054)言:

祖遹,皇左羽林军兵曹、赠秘书少监;父会,皇郴、温、庐、宣、常五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公即常州第二子也。幼而嗜学,长能属文,尤以博识书判为己任。年十四,初通两经,随乡荐上第,未及弱冠,遽失恃怙。长兄不事家计,诸弟尚复幼稚,公以负荷至重,他进不得,遂即以前明经调补杨州天长县尉。有替,校考不足,重任江阳主簿,由主簿授婺州录事参军。覆狱得冤状,为太守王公仲舒知,辟ヘ军事。时元和末载,相国萧公俛始持国政,方汲引时彦,特敕拜公为宪台主簿,方议朝选。属殿内御史有以自高者,恶非其党,将不我容。公以为道不可自屈,即直疏其事,置之宪长故相国赞皇公,是日解冠长舌,坚卧私室。赞皇披文,耸听,益固其知,以公之志不可夺,因白执政授京兆府户曹,由户曹为咸阳令,历四尹,皆以政事见遇,尤为韩公愈、刘公栖楚信重之。昌黎得畿官簿书不能决去疑滞者,必始质信于公,然后行下其事;河间当时威?豪右,自以明︹为己任,每有情伪未分,关人性命者,亦常先议于公,诸曹已下但承命而行,假鼻而息耳。

韩愈为京兆尹,孙为京兆府户曹、咸阳令,是韩愈的下属。韩愈对这样一个下属如此尊重,应出于对其父孙会的敬重,孙公乂大中五年(851)八十岁时卒,当生于大历六年(771),韩愈仅比其大三岁,年岁上属同辈人。孙会或许与韩会有交往,这种交往就应发生在韩氏家族避难江南期间,而韩愈与孙公乂的最早交往也可能是在宣州苦读时。联系到上述的韩会等四人在江南以“四夔”在自居,韩愈少年时也应与李阳冰之子、孙公乂等形成一个交往圈,这些山东士族在寓居江南期间,应有自己特定的交往群体。

他与这一群体的联系,还可由他与萧存的关系见出。韩愈晚年,由袁州归京途中,特意到庐山访问萧存的后人,萧存在《唐书》有传:

萧存,字伯诚,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颜真卿在湖州,与存及陆鸿渐等讨摭古今韵字所原,作书数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迁比部郎中……后去官,风痹卒。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惟一女在,为经赡其家。

此记当据赵璘《因话录》:

《因话录》卷三:“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拯之。

赵璘言:“功曹(萧颖士)以其子妻门人柳君讳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萧存姐夫是其外祖父,所记当更可信。符载《尚书比部郎中肃府君墓志铭》所记更详:

君即功曹之子也,禀乾坤清粹之气,聚而为德义,散而为识度,行可以辅教,才可以拯时,大抵根儒术,尚名理,喜言人之善,锄人之恶,其馀九流百氏,质文沿革,虽千古穷绝,如以眸子视左右掌也。大历初,与昌黎韩愈、天水赵赞、博陵崔造素友善齐名。李大夫栖筠领浙西,掇华刈楚,遂奏授苏州常熟县主簿。颜太师真卿典吴兴,纂文编韵,延纳以修术之任。

符载文中韩愈应为韩会之误,因为大历初韩愈尚未出世。萧颖士于战乱中也有过避难江南的经历。由萧存仕宦经历看,其早期一直在江南、淮南一带任职,其家也寄庄江南,故能与韩会在大历初有交往。赵璘言韩愈“少为存所知”一事,应发生在韩愈在宣州期间。韩会在与萧存的交往过程中,接受了萧颖士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通过家庭教育又传承到韩愈身上。韩愈的晚年的怀旧之举表明他非常重视在江南苦读期间得到的与天宝古文派的因缘关系。

由韩愈在宣州受荐一事还可看出宣州地方官文化导向对韩愈的影响,韩愈《答崔立之书》言: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及年二十时,……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

韩愈十六七时,正是在宣州度过的。在上文中,韩愈表达了自己对进士科、博学宏词科考试的接受过程,可能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其言二十岁来京之说,与其它处所叙有异。如:《祭十二郎文》:“我年十九,始来京城。”《赠族侄》:“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作秋蓬。”《欧阳生哀辞》:“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综合多家之说,大至情况是十九岁秋离家,二十岁到京城,后又回到宣州府求举。他曾有过“四举”之事并被三次推荐参加博学宏词制科考试,这本身就是比较特殊的事。按唐制,每年各州荐举的人数是有限的,《唐六典》卷三十记:“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异等,亦不抑以常数。”宣州是上州,每年也仅三个名额,即便可以突破常数,总人数可能也只有五六人,韩愈年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固然是因他在州举考试中成绩优秀,也当是宣州刺史对他的特别关照。查《唐刺史考》等文献可知,从兴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784-796)宣州刺史是孙会(兴元元年至贞元二年)、皇甫政(贞元二年至贞元三年)、刘赞(贞元三年至贞元十二年) ,孙会与韩愈关系已见上,皇甫政生平资料不多,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有记:“判官膳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颍川韩贽、监察御史河南长孙绘,率门人、部从事、州佐、县尹相与议,以公之功绩,明示后世。谓及尝同司谏之列,宜备知盛德善政,见讬论撰,以实录刻石。 ”时在大历十年,他是福州都督李椅的判官,与独孤及是同僚,也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中原士族。崔祐甫《广丧朋友义》说到皇甫政这一特点: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书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识,其俦盖寡。祐甫昔年尝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适有来讯,示余以所著《丧朋友议》,余美其重礼义,有古之遗范,瞻望德门,轨躅无替,亦感思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谂余曰:“政自从事于文,舅氏未尝以一言见诲,岂所望哉?盍示今议之利病猗欤?”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笔持简,为王近臣。顷又佐廉问,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权厚矣。固当缓步阔视,光车美服,为贵为达而已矣。乃不遗我谀狭,不略我衰惫,念噬肤之戚,收门吏之旧,周爰谘询,以师道见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虽一勺而进,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镇方域。况其渺弥既广,崭崒已峻,增之廓之,于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

崔祐甫、常衮于大历末贞元初主宰文坛,有意改造文风,推举好古之士。在上文中,崔祐甫以皇甫政为同道者,认为他“重礼义,有古之遗范”。唯因如此,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也将此人列入,“皇甫政,河南人,有威仪,由浙东亷使为太子宾客。 ”这表明皇甫政与柳宗元父以及柳宗元有相同的文化立场。大历七年,皇甫政未至四十岁,与韩会为同辈人。其权知宣州刺史时,完全有可能会举荐像韩愈这样以古文为业的学子。刘赞,官署“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 ,在《旧唐书》中有传:

赞,大历中左散骑常侍汇之子。少以资廕补吏,累授鄠县丞,宰相杜鸿渐自南还朝,途出于鄠,赞储供精办。鸿渐判官杨炎以赞名儒之子,荐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观察判官。杨炎作相,擢为歙州刺史,以勤干闻。有老妇人捃拾榛楛间,猛兽将噬之,幼女号呼搏兽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观察使韩滉表其异行,加金紫之服 ,再迁常州刺史。韩滉入相,分旧所统为三道,以赞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赞在宣州十余年。赞祖子玄,开元朝一代名儒,父汇博涉经史,唯赞不知书,但以强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贡奉以希恩。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人士鄙之。贞元十二年卒,时年七十,赠吏部尚书。

刘赞是史学家刘知几之孙,刘汇之子,这是当时第一等有家学渊源的家族,刘知几六个儿子,个个都是学者,皆有著作传世。但刘赞并不好学,以门荫入吏,以实干能力,曾得到了杜鸿渐、杨炎的赏识,累官到宣城刺史。他当时不仅以敛财求恩出名,而且还因子弟缺乏家教有恶名,当时人都认为他是刘知几后代中的一个另类。但同时,他又以表彰孝女之行而为当地人称道,这表明他虽然成为一名酷吏,但刘知几尊儒重文的家族传统仍存于其身 。又,《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329页)有李宗闵为刘赞之子刘胜孙所写的墓志《唐故河南府士曹彭城刘君墓铭并序》:

丁敬公忧,居丧以孝闻。李说为河东节度,表为推官,拜左武卫胄曹。说死,郑儋因之,署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君在河东凡十年,府三变而君辄留,皆以直道,故人无闲言。丁太夫人忧,复以孝闻。左仆射余庆留守东都,以其行荐于朝廷。诏未报,会严绶为荆南节度,又请君为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时监军使挟恩作威,稍侵绶政。绶不能制,君敷以道析之,遂为其中伤,召至阙下,公卿大夫多为之言,上知其无罪,授河南府士曹。礼部尚书播为监铁转运使,以君守法不阿,请君知宣歙池三州院事。与本道观察使不相能,乃弃职归。……君之伯氏、殿中侍御史茂孙,仁而贤,哀其弟不遂,欲其名传于无穷,乃脱其左骖,因其季懿孙,请余为志。余故与嗣居巢伯敦质善。盖敦质于君从祖兄也。贞元中,数以君之昆弟友爱,为余道之。

刘胜孙少入弘文馆,后又为杜佑巡官,丁忧皆以孝闻,后十年里在河东任职,皆以直道,人无闲言,再后与荆南监军使宦官、宣州观察使有冲突,皆因守法不阿所致,而非失礼轻狂,估计其恶评也是因此而来。墓志多虚美之言,但是基本内容与《唐书 刘赞传》有如此之别,表明史书所言刘赞子弟缺家教不尽实情,其实,刘知几一门家风至其第四代仍存,刘赞可能更是如此。具有这样文化倾向的地方官,也应有与天宝古文派类似的文化立场,韩有愈得荐,也是因其所学与他的文化导向相合 。

由上述内容看,年轻的韩愈在宣城备考的三四年间,内有重古文的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外有中原儒士地方官所创造的崇儒复古的文化导向,使他直接承继了孙逖——萧李——独孤及、梁肃一系的古文派传统,远离时风。再加上寄庄户身份与维持衣冠户荣誉的精神压力,使他发愤苦读中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身份认定并形成了独承古道的使命意识。

科举时代,应试备考是青年学子求学的重要过程,考试竞争的压力,使其对学业的专注往往达到人生的最高度。这是他们走上文场的起步阶段,也是他们文学观念与文学风格的初始化时期。以“山东世族”以中心的士大夫家族教育多是士人的知识起点,在家族组织紧密的时代,这种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士大夫大多脱离原居住地,失去原先的依托世族庄园的生活条件,也失去了在地方上相应的一些世袭特权,以科举求生存的压力增大,自身传统之学与生存之资的关系愈发明显。同时,北方世族南迁,文化南移,使得中原儒学文化在江南这个特殊文化环境得以传衍与发展,这些应是韩愈等江南移民应试求学阶段所面临的文化环境,这也是古文运动在中唐勃兴的一个背景。如陈寅恪所说:“虽隋唐统一中国,江左之贵族渐次消灭,然河北之地,其地方豪族仍保持旧时传统,在政治上固须让关陇胡汉混合集团列居首位,但在社会上依然是一不可轻视之特殊势力。职此之故,河北士族不必以仕宦至公卿,始得称华贵,即乡居不仕,仍足为社会之高等人物。盖此等家族乃一大地主,终老乡居亦不损失其势力,自不必与人竞争胜负于京邑长安洛阳也。……李栖筠既不得已舍弃其累世之产业,则并其家前此之社会地位亦失坠之矣。夫李氏为豪纵之强宗,栖筠又是才智不群之人,自不能屈就其他凡庸仕进之途径,如明经科之类,因此不得不举进士科。 ”居住地的改变使得士人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发生变化,不仅是河北士族,多数移居江南的中原士族也是如此。因此,避地江南的生活方式、寄庄户的身份、与京城不同的地方文化导向以及这三者所产生的合力,应是我们考察韩愈古文观念以及中晚唐文学背景的重要因素。

二○一二年三月草

二○一三年九月修订

二○一四年六月定稿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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