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皇帝可谓是集“三权”于一身，至高无上的存在。所谓三权，就是神权、皇权、族权。正因为皇帝身份崇高，所以皇帝的形象是不容撼动的，除非是与王朝对立的反贼，否则任何人都得给皇帝足够的尊重。
也因此，在古代骂皇帝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否则，轻则砍头重则全家遭殃，十分严重。即便如此，史上敢骂皇帝的大臣还真不少，但是，大都是向方孝孺这样自己骂朱棣骂爽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家里血缘亲戚的感受，甚至连老师、弟子都搭了进去，完成空前绝后的夷十族！
不过，在明朝万历时期，皇帝不容侵犯的地位受到了撼动，“骂皇帝”竟成了常态。在明朝以前，大臣劝诫皇帝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并没有到“训诫”的程度。万历朝的大臣们相当大胆，他们非但要教育皇帝，还要对统治者进行语言抨击。
其态度之恶劣，世所罕见，在古代社会中算是空前绝后。
“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这句话，是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指着万历皇帝的鼻子说的。放在其它朝代，敢于直言“陛下病源”的大臣，估计只有魏征包拯之流。
“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比起前面的御史李大人，冯从吾的奏疏更是“胆大包天”。向来只有别人“欺君”，何曾有皇帝“欺天下后世”？这段奏疏即便不是骂，但态度也是相当恶劣了。
“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许多朝代的皇帝都喜欢偷懒，万历这个庸君自不例外。按理说，皇帝偷懒装病，大臣并不会点破，但礼部主事卢红春却不惯万历这个病，直接指出皇帝是在装病，一点面子都不给。
“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万历的治国水平比较有限，所以在张居正过世后，国力不兴，各地经常会出现灾荒。值此之际，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站出来臭骂了万历帝一顿，说天下苍生之所以蒙难，全都是皇帝的锅云云。
“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堪称史上最刚正的大臣之一，自古以来敢在皇帝面前直言“民贵君轻”的大臣少之又少，敢直言皇帝鱼肉百姓者更是凤毛麟角。
上述这些发人深省的训诫，放在任何朝代，换来的只能是皇帝的一句话：“来人，拉出去砍了！”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容忍这些肺腑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还只是“小意思”，不算最激烈的言辞。
前面说的那位李三才，有事没事都会站在朝堂上戳皇帝的脊梁骨。李三才骂万历的话相当有水平，他往往要列举历朝历代的无道昏君，然后拿万历皇帝与他们进行比较。其态度，俨然是现代家长在孩子面前说“别人家孩子”。
李三才言辞最激烈的地方，便是说万历“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还骂他“天神共愤，大难将作”。可以说，如果把李三才这样的直肠子大臣放在桀纣两代，他的下场绝对能刷新“史上谏臣最惨死法”。
好在，万历皇帝虽然昏庸一点，但还是个能听进忠言的家伙。所以，李三才非但没有因为这些激烈的言辞蒙受杀身之祸，还成了朝野上下的楷模，被忠臣们拥戴入阁。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曾在朝堂上指着万历的鼻子大骂，言语间不断流传出“酗酒”“恋色”“贪财”“尚气”等字眼。说得万历皇帝面红耳赤，险些将他推出去斩了。
皇帝可谓古代最看重“身后名”的职业，所以，这些披肝沥胆的谏言势必会引发万历的怒火。以至于，万历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与雒于仁撕破了脸皮，为自己进行辩解：
“雒于仁肆口妄口，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弄剑，非帝王举动，那是有事。又说朕好色，但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何偿有偏她。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勇戒斗，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雒于仁无端指责，必须重处。”
话说到这，可见万历皇帝已经怒火中烧，杀心极盛。好在一众大学士帮着雒于仁说话，这才让雒于仁免于一死。只不过死罪虽免，官位却难保。
后来，雒于仁被贬为了庶民，发配回老家陕西了事。
参考资料：
【《明史》、《酒色财气四箴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