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凌晨5时，火线照亮天空，西昌农垦场内已人头攒动，一支50人的灭火队伍正在集结。
这支队伍隶属凉山喜德县林草局，50名队员皆为彝族人，此前他们已两次进入西昌火场扑救。天亮后，队员们将带着自己的灭火棍、鼓风灭火机再次闯入西昌火场，成为南线灭火战场上的“排头兵”。
1月到6月，凉山时处旱季需防火，彝族汉子们化身家乡山林的守护者；下半年，他们则前往全国各地，成为各个城市的务工者。
凌晨6时30分，西昌火场总攻的时候到了，队员整装完毕进入火场。南方日报记者追随这支队伍，记录下他们在火场内的斗火时刻。
火场“先锋”
“向右看齐！”
凌晨六点，西昌农垦场停车场内，43岁的喜德县人陈传东一开嗓，队员们立刻精神起来。号令之下，50名身着橙衣的队员站成五排十列，依次开始报数。
有队员低拉着头，脸上挂着黑泥，睡意并未完全消退，报完数后猛吸一口烟，睁大眼睛，这下才算彻底醒了。
50名支援西昌市森林火灾的喜德县打火专业队员均来自彝族。
吃完早餐后，队员们分25人一车，登上了前往火场的中巴。对于前去何方，车内的队员大多并不记得具体地点，只记得通常要坐40分钟左右的车程。
天渐渐亮，山头的浓烟出现在队员们视线里，火场到了。一片密林之下，几个火团在山间闪烁，这是喜德县消防员们今天的任务。
“从西往东打，一条线打过去。”站在山脚下，陈传东开始和当地的工作人员谋划起今天的战法，按照他的规划，从山脚下打到山中，翻过山头就算是胜利。
清晨六点不到，大营农场火线集结了200名专业打火队员 ，400名民兵。来自喜德县林业草原专业扑火队的队员正在吃早餐，他们和遇难的宁南县打火队员同属一类消防队员。
西昌大火3月30日发生以来，这是陈传东和他的兄弟们第三次入火海，按照西昌市前线指挥部的规划，4月1日，将是西昌灭火最后的总攻。
但是，总攻的任务并不轻松，他们头一天，刚刚吃了亏。“上午才稳住的局势，下午一起风，又大了。”陈传东所指的，是泸山3月31日下午2时发生的复燃，午间，大风突起，已经消灭的火情卷土重来，火光映红了天空，队员们只能先退下来，眼巴巴望着火场。
一进入火场，19岁的年轻队员阿坡木加冲在前列，他跟在队长陈传东身后，队长鼓风机一响，他的灭火棍就得跟上，一下下敲在余烬上，把火团敲成零星火苗。
但是，进展并不顺利，上完第一个山坡，打火队就被一团山火横腰拦住。陈传东当机立断，下令先等火烧一会，所有人往东走，绕道而行，原本规划的路线一瞬间被修改。
10分钟后，拦路火团烧尽了枯木，剩下一片片灰烬和暗火种。扑火队打头阵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随后就是留人盯守，同时等待民兵们处理余烬。
半年打火员，半年打工人
一团火灭了，打火队得往继续往上走。可山里行路哪里容易，枝横交错，藏着暗坑和杂草，排头身强力壮的队长阿森抡起斧子，斩断枝杈，算是帮后面的队员开出一条路来。但跟上的队员徒手拨开树枝，还是免不了被划伤，一路走，手上的口子一路多起来。
19岁的阿坡木加身法灵动，扭动着身体，在山林间快速移动。他一手抓着打火棍，另一手不用抓扶就能保持平衡，不一会，就赶上队伍行程。但他并不能再往前，他得盯着刚刚自己打灭的片区，防止复燃。等待时，他席地而坐，一边刷抖音，一边大口把干粮塞进嘴里。
阿坡的父母常年在广东佛山电子厂里务工，家里跟着奶奶长大，还有同岁的兄弟。加入打火队仅仅只有两年多时间，但阿坡已经是经历了十余场扑火的老手了。但在前一天，阿坡面对这场火灾却感到恐惧，当时火情突变，他甚至不自觉往后退了两步，“怕它过来，把我带走了”。
阿坡木加躺在已经扑熄的山坡上，他未满19岁，是全队最小的队员，高中毕业后加入打火队。
对于3月31日发生的惊心一幕，不少队员都觉得后怕。山上风向突变，原本那山火只是一小片，却突然如猛兽被惊醒般追向队员身边。最后队员们只能慢慢一步步退出火场。
队伍里的老同志，则必须在这种时候机警起来。副队长陈传东常常需要当机立断，根据现场情势立刻通过对讲机向队伍内的兄弟们下达指示。
“干队长得说一不二，说退就是立刻退，说打就必须打。”陈传东和队长阿森二人既是搭档，也是战友。他们一起在山东服役，又最后回到西昌进了镇里的扑火队。
凉山州喜德县森林草原消防局2001年成立，有80名队员，两台中巴车和50多个风力灭火器。
阿森今年42岁，从亲手创立了这支队伍那天起，他就在这个队伍中，经历的大小山火不下200场。他是队里林草局的在编正式员工，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
其他人则是地方专业打火队员，大多是当地农户，和林草局签订合同，每年1-6月的旱季，作为专业队员机动待命可拿1000元工资，出动灭火又能拿到一定的补助。
“我们只能算半年打火队。”今年31岁的翁古木呷如此介绍，通常7月初火把节一过，翁古就得脱下防火服，和妻子一起前往深圳，两口子一起进电子厂做工，再在每年彝族春节前（11月）回到梁山。
翁古告诉记者，这是大部分扑火队员的常态，每年1月到6月，凉山旱季时，扑火队员必须回到镇上值守，随时待命出发。而雨季后，队员们则前往各地务工，成为各个城市的一线劳动者。
“专业扑火队”背后的一根打火棍
午间，眼前的明火基本扑灭。扑火队员们围坐山边，复盘起几日来的“火事”。喜德县扑火队和宁南县森林草原专业扑火队几乎是前后脚赶到支援的，他们被安排的负责区域相邻，都由农垦场“505”附近上山，唯一幸运的是，喜德县扑火队3月31日凌晨并未上山，避免了当晚风向突变的危险。
翁古回忆，3月30日晚11时他们接到命令支援85公里外的西昌，赶到时已是次日凌晨1时，宁南的队员已经上山，他们则被要求原地待命。31日6时全队出发，下午遭遇大风山火复燃，紧张扑救到傍晚。
“夜里，我们下山了才得知道战友牺牲了，不少队员一下子哭了。”队长阿森看来，所有凉山的扑火队员都面临这种危险。火场瞬息万变，一股妖风，随时可将扑火队员掷入险地。
而山里林密谷深，若信号不好，队员沟通只能靠对讲机。喜德县扑火队十人为一班，一班却仅有一个对讲机。
记者跟随扑火队员行程中，随着扑火队员深入火场，越是深入，队伍的距离越被拉宽。起初50人还在一个山头，一上午功夫，逐渐变为3人小队处理一个火点，队员们三三两两分布山间。
因对讲机不足，小队间很难即时沟通。队员们倒有些不以为意，“离得不远，吼一嗓子就能听到。”
有媒体报道，宁南刚刚组建3个月的专业扑火队缺乏训练。喜德县新加入3个月的队员表示，其实自己也未经历专业培训，扑火队常常通过老带新的方式来弥补训练不足的尴尬。
地方专业扑火队的灭火工具也并不专业高级。此次救援，喜德县扑火队只带了3台鼓风灭火机，但队员们用得多的还是“2号工具”，仅由木根和皮条组成的打火棍。对于有队员使用鼓风机也不够熟练，面对熊熊逼近的烈火，常常遇到未能拉响发动机的窘境。因为没有携带高压细水雾灭火机，需要局部打湿降温时，专业扑火队员只好找民兵用“农药喷雾器”帮忙。
“一根打火棍能保护好我们吗？”一位队员感慨，或许更专业的设备将大大提高扑火效率和安全，但在实际扑火工作中，却常常也遇到设备实用性不强的尴尬，“两台车人都装满了，没地方带装备。”
有队员觉得，甚至从服装上，都能看到喜德县“专业扑火队”是消防“杂牌军”的真实处境。他们穿着印有“森林消防”的橙色制服，但帽子则是民兵迷彩帽和消防安全帽参差，后者还分出有无防火披肩的区别。队员们脚上穿的，则是胶鞋、皮鞋、步鞋、运动鞋……不一而足。
装备之外，最让队员们疑惑的还是其模糊的身份定位，“好像是官方的救援队伍，但又好像也不是。”而在结束上半年灭火期后，队员们则将转回其本职，农民、工人或前往外地的打工者。
但不论工具何以简陋，薪资又如何，面对汹汹火场，这些汉子们却从未疑虑， “进了火场，我们就只是打火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