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有两个“老大帝国”遭到宰割，但是结果并不相同，奥斯曼土耳其被彻底肢解，而清帝国虽然王朝毁灭，但是国土大部分尚存，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留有960多万平方公里，这种差异是很奇怪的，这一次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有人说这是主体族群的占比优势所致，其实那么类比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清帝国的主体族群到底是什么族群？这个不说大家都懂，奥斯曼帝国的主体其实比清朝还有优势了，因为除了巴尔干外，基本上都是国族构建的基础，文化上都是一样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土耳其人（其实就是绿化的希腊人加上切尔卡西亚人，不是真突厥人）是可以融合的，但是伊斯坦布尔的高门没能做到，这是他自己的问题，怨不得别人。
女真相比土耳其人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很快就文化上完全被同化了，根本不起到主导作用了。西域的状况其实和巴尔干类似，只不过前者在清王朝疆域内的经济地位远远没有巴尔干在奥斯曼帝国内高，但是从基本盘上来说，当地虽然受到英俄等外部列强觊觎、内部伯克、和卓的屡次阴谋叛乱，却始终没有形成沙俄在巴尔干支持的“南部斯拉夫人解放运动”那样的高潮，也不曾出现普遍持续、多点爆发的分离运动，要知道吉哈德可是要比东正教复兴旗号下的战斗要激烈得多，但是最终永久脱离本部的是巴尔干，而不是西域。
另外的就是扯外部因素，土耳其挨着俄国英国等列强太近，容易被撕咬下很多肉，这是肯定有的，但是意大利割占昔兰尼加后，英法俄奥意等列强已经割占了所有非本部领土，奥斯曼还剩下包括汉志、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大片领土，这些也很容易就被人家给剥离了。这就不赖外部了吧？而且巴尔干地区也是列强没有直接介入，是当地人自己搞的，西域的大多数叛乱也是这样的，英俄在当地支持过很多的头目，比如张格尔、倭里汗和阿古柏，都是这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迥然不同。这才是我们要根本抓住的一个点。在西域，英国、俄国乃至奥斯曼都干过渗透分裂的事情，但是最后没一个成功的。是英俄等帝国主义力量太弱导致没成吗？肯定不是，因此只能归因到其他方面。
首先，YSL是神王体制，不像东正教，是辅佐政治的，把世俗王视作第一位的，因此本身是很容易煽动，但是不容易稳定的，除非你给自己加一个头衔，半融入到这个模式中，否则你是不能实质、有效的控制他们的，所以俄国英国在两个地方干涉的主动作为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中亚地区，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们都采取间接的亚羁縻统治的手段，不愿意让自己既得利益受到冲击，而在奥斯曼境内，他们则是在“找同胞”，给基督徒“一个家”。这种意思和中亚是完全不同的。俄国英国在近东都是直接并吞殖民地或者变为直辖领土，比如英国占领的殖民地埃及和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直到现在还有一块所谓的英国基地主权区，成为了英国的永久基地和“租借地”。而俄国也不遑多让，把克里米亚汗国和切尔卡西亚等地完全直接兼并，甚至多次深入巴尔干半岛，建立了受自己控制的傀儡国家如瓦拉几亚、大保加利亚王国等，前者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后才真正独立下来。
之前我们就分析过，在中亚，沙俄实行的基本上都是军事管制，虽然你在地图上看这些地区有什么外里海州之类的建制，实际上都是军管状态，草原总督区、突厥斯坦总督区和两个苟延残喘的依附于沙皇的汗国，布哈拉和希瓦，和之前设立的西西伯利亚总督区都一样，真正移民到这里的平民非常少，即便是农奴制改革后，自由农民迁入此地的也非常少。到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哈萨克斯坦还是清算马林科夫等人的流放地，而非什么核心地带。就算是今天去看，中亚除了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城市，就没有几个真正的大城市，就算是大城市，市容也很一般，就业机会也不多。几十年前乃至一百多年前自然会更加蛮荒。
没有平民迁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繁荣的市民阶层，或者说资产阶级精英支撑，这里就没办法从军管转化到民间支持秩序的逻辑，给当地的俄军驻防形成了很大的压力。隔壁的西域就是一个例子，当地的清军驻扎和一般汉民迁入繁衍生息、发展经济，其基础科尔维殷实，最后西南部发生问题时应对尚现吃力，更不要说在中亚没什么长期经略的俄国了。他们也面临着一个严峻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内部稳定问题，你吞下去好吞，但是消化起来行不行就不一定了。俄国人和英国人都采取了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办法，那就是以邻为壑，祸水外引。
可以看到当时的沙俄和英国都以对外扩张的名义招收了大量叛乱者，豢养他们举起吉哈德大旗来席卷西域，从而减轻他们自己对英印和俄属中亚的威胁，这和巴尔干是非常不一样的。控制巴尔干的意义也不一样，俄国能够获得温暖海洋的不冻港，甚至直接和盟友法国握手，同时逼迫奥匈对俄妥协，甚至俄德“谅解”，而夺取西域并不会带来这样的效果，所以收益上没有那么大的效果。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英国的战略，以往分析中亚问题的时候，主要说的扩张主体都是沙俄，但是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还有英印，英国当时推出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方案“科学边疆理论”，就是以Tibet为扩张目标的。
两拨一个对准西南，一个对准西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两者都不是“老实”的只觊觎一处地方的，沙俄七品文官巴德玛耶夫的奏折里曾经向财政大臣维特申领了几百万卢布用以在Tibet和蒙古的寺庙等地拉拢教俗封建主，以便在大举南下过程中有“带路党”帮助带路。英国则长期豢养1759年大小和卓之乱后逃亡出来的叛乱者萨木萨克的后裔，著名的张格尔之乱、七和卓之乱都是这一家子的后裔发动的，后来到1933年英国又大张旗鼓的在和田等地扶持几个伪政权，两者都争相在中亚打代理人战争。
其实阿富汗斯坦问题的成因也差不多。这个模型比较复杂，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展开说一下。如上文所述，沙俄在中亚的统治很吃力，因为一旦没有转嫁危机的“泄洪地”西域，他们内部就会出乱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马奇”叛乱运动，从1917年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1926年。苏俄在30年代前放弃了原先沙俄的那种“泄洪”政策，持一种内敛型的战略收缩态度，导致西域的那种问题立刻爆发了，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缓冲期和酝酿期。英国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更复杂。
英国占领印度后，原先的莫卧儿王朝解体，这个慕斯琳和印度教徒混一的帝国立即分崩离析，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地邦联。这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喜欢作乱，那这样反而是对英国分而治之有利的，但是印度本身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文化带，它里面有大量的懿思闌因素，这些因素早已演变为几千万人口的不稳定因素，以至于1947年出现了印巴分治，这部分人主要麇集在印度河流域，这里虽然算不上是英印的最精华部分，但是也是英国嘴巴里的一块肥肉，他可不想从嘴里吐出来，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学俄国这么做吧，祸水外引，关键是往哪里外引呢？只能是印度河流域以北了，那肯定就是吐火罗了。这么一来，这股潮水就不可避免的继续北推，两个泄洪分支，一个通往俄属中亚，一个通往西域。这就是英国的“泄洪模型”与俄国“泄洪模型”的大致情况。
但是问题来了，这两个模型之间明显是有重叠的，所以英俄之间也有龃龉之处，那就是谁能够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泄洪模型。泄洪模型就必然是一种类似札萨克的结构，即谁也不能成为永恒的赢家，因此必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懿思闌王国在这里存在，特别是不稳定的、倾向于对外扩张的那种。
俄国夺取了布哈拉和希瓦，而英国只是接近了一个阿富汗，所以浩罕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浩罕对于英国来说是争取对俄平衡的筹码，有了这个东西存入英国的泄洪模型，英国就不害怕俄国利用泄洪机制祸害英印；而对俄国来说，如果英国拿走了浩罕，那么泄洪模型的水龙头就被堵死了，这些暴力因素得不到释放，就只能在窝里放，导致巴斯马奇那样的后果。所以对英俄来说，两者在这里都“势在必得”，互不相让。有人将这种争夺视作对西域本身的经济价值或者俄国南下印度的渴望，是一种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自欺欺人罢了，很显然，如果西域真的有巴尔干那样重要的价值，两国早就像对待“东方问题”那样直接大打出手了，而不是在这里虚与委蛇摆鸿门宴了。
两种模型在这里的代理人螺旋，使得双方的殖民利益都受到对方的威胁，僵局被浩罕为俄国所灭亡终结，英国在此之后极力阻挠俄国进一步南下扩张，其实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觉得阿富汗有多么富庶，或者殖民价值有多大，而是因为这是泄洪模型的最后一个关口，如果俄国再在此地获得优势，那么英属印度就真的受到必然的威胁了，不是说俄国正规军会直接南下入侵英印，而是说这些不稳定的懿思闌因素顺着“泄洪渠”源源不断的输入印度和西域，导致英国被迫在印度削弱自己的统治等结果。帕米尔高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即便是瓦罕走廊，几乎不可能大量输出武装分子，所以英国不仅要获取阿富汗的通过权，还要在帕米尔高原有话语权，才能保证自己的模型是有泄洪口的。
因此，克什米尔-帕米尔半高原地带的“中立化”和懿思闌武装自由进出，是保障英国模型得以运行的关键，俄国不愁，因为俄国已经吞并了浩罕，所以泄洪的“水龙头”已经有着落了。从后来英国在西域鼓动的一系列伪政权看，也是和这种地理因素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英国干涉的地域主要就在西域南部，而俄国干涉的范围更全面，从伊犁河流域一直到喀什噶尔，他都有渗透。两者的矛盾随着浩罕灭亡而激化。1876年2月19日，俄罗斯军队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纳西尔丁汗出降，浩罕汗国灭亡。
到英俄在海外殖民地利益分配上达成协约的1907年，中间隔了将近31年，这三十年，英俄关系大多数时间都是很紧张的。1878年圣斯特法诺和约签订，英国立马在柏林会议上对俄强硬，逼着莫斯科吐出来吞下的奥斯曼土耳其的权益，而且从奥斯曼那里索要到了“好处费”塞浦路斯岛，这和三国干涉换辽的套路差不多。俄国极力在巴尔干扩张，主要动力还是和法国打通连接线，对抗英国在欧外世界和欧洲的高压遏制政策。在远东，俄国三线出击，吞并外东北和外西北，而且“中央突破”，对于日后成文的巴德玛耶夫计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其侵略主张的现实基础。
俄国和英国的主要目标不同，虽然印度原先是俄国的主要扩张目标，但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显然意识到这一主张的可行性不高因而放弃尼古拉一世访英时所提及的彻底肢解瓜分奥斯曼的计划，转而选择在亚得里亚海打开一个缺口，与同样遭到英国遏制打压的法国实现“地中海握手”。而且，俄国自认为在对清帝国侵略的计划中进展顺利，不希望在印度方向再惹出乱子，在远东搞出一个新的克里米亚战争，那样俄国的后勤供给更是跟不上，强弩之末的状态下对英媾和也是能接受的，对此，英国的回报就是承认俄国在中亚的优势地位。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在勘测帕米尔边界时，英俄之间是“友好”的。
采取直接、坚决的分离主义模式，搞出一堆长期稳定乃至较强大的分裂势力，对于俄国和英国都是不利的。巴尔干那样的一堆小国比较稳定的共存于半岛之上的情形在西域没有基础，东干人、塔兰奇人的奥格利亚苏丹国和阿古柏的伪哲德沙尔汗国在建立后互相疯狂攻伐，力图实现大一统，这与英俄双方的泄洪模型都是相抵触的，这些家伙最大的威胁就是抱团活动，但是英俄故意放任其分门别户，各自称王，就导致其应对围剿的能力大大降低，所以根本达不到巴尔干的那种不可逆程度。
巴尔干的政权也是分立的，但是因为俄军大规模深入巴尔干半岛作战过，所以土耳其的高门害怕俄国再度干涉，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独立，而不能过分弹压，马其顿就是这么丢失的，再弹压等于给列强干涉的口实，丢失的领土会更多。俄军虽然也一度侵占了伊犁，但这显然是为了对清廷予以恫吓的，而不是为了力挺其中某一个分离的伪政权，因为诸多伪政权并立对俄国最有利。伪伊犁奥格利亚苏丹国的灭亡，则是其屡次“犯上”的后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组织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和自己叫板的，奥格利亚竟然不知死活，敢和自己叫板，于是遭到俄军的多次打击，最终亡国；除此之外，俄军还攻占了沟通阿古柏、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三支势力的关隘，来保证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长存。
对英国来说也差不多。在巴斯马奇运动中，英国人虽然支持了原沙俄突厥斯坦总督区内的“洪水”，但却没有任何希望其合一为一个大一统王国的动机，相反，在杜兰线谈妥后，英国还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撤出了喀布尔等地，这就说明，英国至少是要保持这两支力量分庭抗礼的，这才符合泄洪模型的基本特征。英俄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因此，他们才不会主动出兵合并为自己的完全领土或者殖民地，那样的话最后这些地方都会成为自己的累赘和“洪水隐患”。留在自己的疆域外币留在疆域内好处更多。作为反制，奥斯曼反其道而行之，推出所谓的泛突厥论，来破坏这些地方的稳定。你们不要我奥斯曼要，即便得不到，只要鼓动起一场比较大的风暴，就能对当时已经站在土耳其对立面的英俄协约国产生牵制，防止他们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巴尔干战线上对土军展开攻击。所以不赚也不会赔。后世的土耳其一直支持这个理论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土耳其自己也明白，这个愿望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土耳其可以凭此在这个不统一的圈子里做盟主，建立自己的中亚-欧洲能源贸易枢纽地位，继而提高自己的金融地位，取得一定的国际大国地位，这些都是后话了，但是在一战时期，这就是德国为了让俄国也陷入“两线作战”，乃至被迫对德媾和退出世界大战的策略，只不过没成功。
阿塔图尔克时期，土耳其继承了一战中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政策，原因与一战中的经验也有相关性。虽然苏联通过交换阿尔达汉和卡尔斯释放了善意，但是土耳其仍然对苏保有一定的敌意，这种敌意比对逼迫土耳其签订割地条约的英法还要深。土耳其之所以能够以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除了凯末尔的军事胜利，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土耳其积极主动纳入到英国对外扩张的战略轨道上来，日本也是这样摆脱亡国危机的，只不过土耳其比日本还要菜得多，所以无力主动对苏开战，因而暗戳戳的配合英国在中亚压缩俄国生存空间的行动，这是英土和解的根本性基础之一。
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英国发现土耳其通过凯末尔战争展现了自己比希腊更能干，更适合做英国的局部代理人，能力和意愿共同导致了土耳其地位的稍微恢复，法国拗不过英国的大腿，只好认怂，也跟着对土媾和。土耳其支持的泛突厥口号，就是在本身遭到一战严重削弱只剩下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后配合英国，换取英国不使土耳其亡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