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启#
至于囚犯疾病的治疗，每个朝代也有相应的治疗。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就有病房给病犯看病，给他们吃药。更详尽的一套法规，今天可以考证的是唐朝。五朝时期，专门设有专门治疗病犯的部门——病狱医院。宋代沿袭并完善了五朝制度。查阅《元典章》《通制条格》《元史》等相关文献，元代囚犯疾病治疗制度可以说是元代监狱管理的亮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药品供应
中协四年，下了一个规矩：生病的犯人，要报告主管部门的狱官，应该是当时的监狱机构，监狱书记，由他来查证，核实，并调整监狱工作人员。医生因治病入狱。医生们轮流给病人治病，一个月换一次班。如果生病的囚犯死亡，有关部门会派官员复查，以确定是否有其他原因。根据记录的医疗状况，可以推断出医疗状况是否存在错误。
元朝监狱的药品应该是惠民药局出的。《元典章》据记载，在押人员使用的药品，以及普通群众中贫困患者的医疗用品和药品，均由惠民药局调配。惠民大药房计算花费的总价，惠民大药房赚到的利息钱“收了又扣了”。
什么是惠民大药房？惠民药房起源于宋王安石开办的熬药所。是国家办的官方药店，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元朝沿袭宋朝的机构设置，在大都、上商设立医疗机构——惠民局、“寿太院”。
中协二年，首次成立大都惠民局。其官从五品起，负责收官钱，经营生息，买药炼药。元朝以此为济贫民。中协四年，首次设上都惠民司，置判官一人，科长一人，品级与大都惠民局相同。
病犯救治与监狱医疗管理
元代监狱没有专门治疗病犯的医疗机构，但有专门治疗病犯的人员——“狱医”。首先是监狱医生的选拔。《元史》记载，中央监狱有惩教部刑事科专科医生负责管理和观察患病囚犯的情况，但地方监狱没有专职狱医，如禄、符、州。向上。鲁、福、周等地方监狱在犯人生病时，由监狱所属的官方医生从医生中选拔。
但是，政府派出的医生的医术是没有保障的。《元史》有记载，大部分医生不懂处方、脉诊等基本医学知识，有时政府医生根本不派医生，只有相关负责人聘请一些不怕营利的人根据公法处罚，并利用医生的名义为生病的囚犯治疗作为差事。针对这种情况，皇庆二年（1312年）三月，又更新了一幅图：即日起，任用和派遣的大夫，均由狱卒选拔，并通过多次考核。
相关责任人员不懂得方药脉象等基本医学常识，随意辱骂、选拔医务人员的，对正医、判官，视情节给予降级处分，提拔的官员一并降级.查处并予以撤职。过度选择医护人员。由于这幅画的限制，我在选择监狱医生时更加谨慎。
二是监狱医生的管理和监督。为保证狱医工作的实效，鼓励狱医尽心救治，元朝还规定了治病大效：犯人有病，派大夫诊治，目的是：恢复。如犯人最终病死，记下所犯之罪、具体关押时间、病情、所用汤剂加减量及份数、死亡日期及具体时间、初检及复查。-检查死因，“登记透明，服务公开”，必须每月准备和报告，“公平和社会互动部门跟进”。
对犯人病情的观察诊断和狱医治疗效果类似于现行的行政监督制度，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元代也有类似的“监外”制度，鼓励狱医“依法治病”。西联巡视部曾下令江南邢台：狱警、狱警和病犯家属要经常亲自检查病犯的身体情况、病期间的饮食情况，并取用过的药方尝尝.如果汤味正常，检查药物的分类和系统，并检查“六脉数”，治疗方法的来源，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结论的论文。案件和定罪。
医生还必须详细记录治疗过程和医疗效果，形成档案，类似于今天的病历，以供日后查阅和追究。犯人病死，所涉人员必须“一一遣散”，治疗过程和药物用量都要经过官方医生、医学教授等仔细检查，严格审核确认.当你在脉诊、处方、用药等环节发现有点不合理时，“随走随问”。如果确认有错误，医生必须详细报告原因。
质押部门调查核实不当的，质押部门也应当承担责任和处罚。当然，元朝对病俘待遇的规定并不是一味的惩罚，而是鼓励。当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退出正式医生可以“保留医生职位”，即医生可以进入正式职位。
虽然遵循“持有医疗职位”，但有后续限制。需要每季度向官方医疗转诊部门报告就医情况，承担与监狱医生相同的责任。最后是狱医的治疗效果。据文献记载，元代对狱医的治疗效果有“所用药帽加减分”的要求，即对犯人的疾病状态进行评分记录，分为十度，一个是最轻的，十个是最小的。最重的。
元三十一年（1294年），有犯人患病。江南地区存在虚报、虚报疾病的现象。对于得分为4的情况，仅报告为2分；对于得分为5或6的情况，报告为3分；对于得分为7的情况，将其报告为4分。江西等地官方医疗促进部门对此提出意见：刑事犯疾病早期，可按二分申报；如果提高到九分，就符合诊断所确定的死亡症状。
但这只是地方官方医疗转诊部门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的认可。大国四年（1300年），朝廷再次对此事作出规定。病犯分类，以两分计为一分，归为原发病；从十点到五点，从诊断中确定了死亡。症状。但御史泰仍未出台明确的患者病情分级标准，只是重申需要“如实申报”。
延佑元年（1314年）七月，因江南地区有关部门对病犯病情等级的分级标准与江西等地官方医兴部门规定的不一致，江南报告-道士师太到太医院，征求明确意见。
但太医院认为，用积分来分享疾病过于机械，有时也不现实。人体有病，很容易生病，但很容易治愈。也有一病成重病，不及时治疗而死的。
这些情况在医书上记载的太多了，不可能逐一分析来划分疾病的高低。太医院指出，要注意：值班医护人员在亲眼看到患病犯人时，要进行疾病辨别和检测。根据医方和医书的记载，采用最适合的治疗方法，然后确定患者的病情评分。默认情况下，分数应基于10。这篇文章被《元典章》和《通志条格》收录，此系统后来被用于元代监狱。
医疗费
与犯人的伙食问题一样，购买物资需要钱，病犯的医疗费用与伙食支出来源的演变类似，前期和后期都有较大变化。一开始是狱医自己准备的，往往因此耽误了人的生命。王云在《为罪囚医药事状》中曾记载：从今年二月初四到本月二十日，大兴府监狱的犯人中，已经有21人死亡，都是病死的。路上已经部署了30多名狱警，但由于天气炎热，仍有不少犯人生病。照料和治疗轮流进行，但所用药品必须由服刑人员自行提供。
如果遇到危重病人，只是按方进行应对治疗，而不是对症治疗，这样往往耽误了自己的生命。可见，这类医疗费用的来源是不合理的，往往是因为缺药导致病犯死亡。王云还指出了一些无辜的犯人会白白死去的现实问题：过去，由于医术不高，医疗物资匮乏，犯人病死，虽然有罪犯被冤枉，应该释放，“会有什么遗憾”！因此，王允“提出检察院旧规，犯人擒病，官医治病。
何无疆将饵用之，官将临时症状费用付给狱官。”但愿不要因延误救治而造成生命损失。据《元典章》推测，王允的提议应予实施。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元朝统治者设立惠民药局政府按固定标准拨付资金。
如大德七年（1303年），司明惠民药房“每月定期运息钱，中央统一注必二十五两”，主要用于聘请医生和熬汤药等。来寡妇，惠老病病。贫病犯“同时分给州县”。多德七年，湖南道连巡视署发图：关押在路上的罪犯是有病的，不必像以前那样按旧制度办。拿到需要的医疗物资，就不用再重复“用公款”了。
非常高效、方便、实用。如果在押的罪犯生病，所需的诱饵由惠民局根据实际情况支付，资金从惠民局运作产生的利息中拨付。这两份记录显示，在此之前，政府为生病的囚犯提供医疗费，但“报销”的方式改为到惠民的药房取药，取药过程更加容易。
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地方监狱患病犯人太多，政府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例如，福州路每六个月派医务人员诊治疾病，但“没有政府可以降低医药成本”。大德七年（1303年）《至正条格》将相关条款收录于《囚病医》，正式规定了病囚的医疗，病囚的医疗费用来源相对稳定。
政府拨款给惠民大药房后，从经营所得利息中支付，可以初步保障患病囚犯的医疗救治。综上所述，元代对病俘待遇的规定比较详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发生了大量刑事犯死伤事件，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可见部分规定执行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