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宦官，人们心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个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唯唯诺诺的形象。不错，尤其是明朝的宦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嘴脸。
封建王朝建立以来，皇宫贵族们为了满足他们宫廷内部生活起居的需求以及皇室成员“上传下达”的需要，使得宦官的出现成为必然。
其实宦官的存在在古代来说是十分自然、正常的事情。
但是，宦官一旦掌控了朝廷权柄，开始贪赃枉法，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那可就不是小事了。
宦官乱权专权不是起于明朝，却在明朝“为乱一时”。
明朝有名的大宦官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是专权为乱的高手，其中尤以武宗时期的刘瑾和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为甚。
有数据资料显示，明代宫廷太监刘瑾的家产以当今的美元换算约合153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当时明朝国库存银的6倍之多，比当今华人首富李嘉诚的财富还多40亿美元，刘瑾俨然成为“世界巨富”。
皇帝身边这么一个小小的贴身太监哪来的这么大能耐？竟然可以中饱私囊如此巨款。
作为太监，刘瑾的确没什么与众不同的，但是作为明武宗时期的太监，情况可就迥然不同了。
刘瑾最初只是一介平民，小时候投奔宦官刘顺入宫做了太监。
刚刚入宫不久的小太监理所当然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差事可做，只是担任钟鼓司一职，专门掌管皇帝出朝时的钟鼓及宫中的戏乐。
这个所谓的“钟鼓司”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级别最低的差事，要是按照宫中的惯例，担此差事的人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升迁的机会。
然而，他却是一个受上苍眷顾的“幸运儿”。
虽说刘瑾本人凶残强悍，却又有那么几分运气。他在一次与人殴打中，因祸得福，成为了当时皇太子、日后武宗皇帝朱厚照的贴身近侍。
这也就为刘瑾以后的飞黄腾达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说武宗皇帝能同开国皇帝朱元璋那般勤政爱民、节俭治国，也不会致使宦官干政，甚至掌握朝中权柄、肆意贪赃枉法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
然而，历史就是这般充满矛盾、发人深省，历朝历代，就从没有出现过勤俭治国的皇帝代代相袭的佳话。
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古代君主的德行、学养、气魄也是参差不齐。
正是由于刘瑾生活在君主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的武宗时代，再加上明朝正走在日渐衰落的时期，宦官专权、败坏朝纲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才致使像刘瑾这样，皇帝身边的近侍拥有谋财乱权的便利之机。
这使得刘瑾，从一个站在武宗皇帝身边的小太监，摇身一变成了“站着的皇帝”，代替君主执掌朝野，而真正的皇帝则只负责嬉戏玩闹，沉迷于声色。
刘瑾极尽当年做钟鼓司时专管钟鼓及宫中戏乐的本领，强抢民女以供武宗皇帝“享用”，而他自己，也专门挑选正德帝玩得高兴时，向他请示政事。
和我们平时的经验一样，在自己玩得高兴的时候通常是不乐意被打搅的。
正德帝也是人，他的反应和我们都一样，他不胜其烦地说：“什么事情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
而这个时候的刘瑾就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了，殊不知，他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儿，美滋滋地营私舞弊、擅用私权、套取贿赂去了。
渐渐地，皇帝过问朝政的时候越来越少、国家大事儿由“刘公公”代劳。
这也使得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们，在奏章和平日的谈话中，都必须恭称刘瑾一声“刘公公”，再也没有人敢直呼其名。
除此以外，文武百官们无论是奉命外出，还是办差回京，在他们朝见了正德帝以后，都要再去拜见了“刘公公”才能平安离去。
这样的现象久而久之闹得人尽皆知，民间开始流传几句歌谣：“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正德元年（1506年)正是刘瑾得势之时，又恰逢明朝官员每隔三年到北京述职，刘瑾就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
他要求一个人上交一千两银子，多的甚至要交五千两。不给的官员即遭贬斥，给得多的官员就得到升迁。
更令人气愤的是，刘瑾还不仅仅只向三司官光明正大的索贿，就连考中状元刚刚就任的新官都不放过。
《明史》中记载着一个叫作安国的人在正德三年(1508年)考中武状元，被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指挥使。
刚刚升任的安国和与他同年考中武举的60人，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时候，却接到了刘瑾的“索贿通知书”。
不幸的是这60人却都因为拿不出钱来，被刘瑾发配去当兵，生活极尽艰苦，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直到刘瑾死后，安国等人才重新担任地方官。
刘瑾这个巨贪宦官的丑恶面目至此可谓一览无遗。
古人云：“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刘瑾这一明朝巨贪还是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终遭凌迟而死，虽然没有被“万剐”，但“千刀”还是挨了的。
有记载说刘瑾遭凌迟，足足被剐了3357刀。
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刘瑾这样的国家蛀虫，就是给了他“千刀万剐”之刑又如何？
那千刀也抵不了他犯下的累累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