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秦以降，御史大夫就是掌“监察”一职，主要是监察“百官”，又为“副丞相”。只是在各个朝代其具体的称呼不同而已。监察官掌“天子耳目风宪之司”，是皇帝掌握下的法纪监察机关，只对皇帝负责，有很大的独立性。
同时，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其实是与官员的审计考核制度，如战国秦汉时的“上计制度”、唐朝的“四善二十七”、宋代的“磨勘”“历纸”、明清的考满考察制度同时实行的，只是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不予论述。
一是注意监察体系的总体设计。到了清代，监察体系十分严密。从立法上讲，清朝时监察立法有《大清会典》所载都察院法规。从机构设置上讲，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一整套的监察机构，这种监察体系的制度设计，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督抚、从立法到制度，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监察网络。
二是注意对官员的考选遴选。中国用官，自古十分重视选人用人及其制度建设，东汉以前，人才的选拔还没有制度化，西周的宗法分封，讲的是血统宗亲，这是用人的正式制度途径，然后是人才的自荐互荐他荐，著名的如“毛遂自荐”。
东汉时起，行察举征辟制度，到曹魏（曹丕），行九品中正制，重门第，到隋（文帝）定科举取士制，隋以降遵循未改。从清代总的大背景上来讲，清军入关之初，为争取人心，稳定局势，大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即文武制科取士。
同时不断扩充科举录取名额，诏举“山林隐遗”，颁布捐纳制度，即捐银即可做官，又设特科，即博学鸿儒科，给所谓名士以优待。从清代常规立法建制上讲，清有《钦定科场条例》，以规范选人用人制度。
从科场考试上讲，规定对作弊者严法惩治。从用人的德才兼备标准而言，首重德的标准。从具体的官吏委派工作上来讲，乾隆十分注重对督抚人选的考察、选用，无论是从行政，还是从监察，还是从军政上来讲，他都认为督抚是皇帝在地方的代表，其品行好坏、德能勤绩，直接关系一方治理之成败，因此，他亲自抓此事，乾隆时有十八行省，十八行省的主官都由他亲自简拔任命，以期寄为封疆心腹。
三是鼓励官员互相监督。官场风气之所以败坏，是因为官官相卫，互相抱团，狼狈为奸。这从古到今可谓中国官场之一大特色，因此贪污腐败案高发之时，窝案、串案不断，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地发案，往往是塌方式腐败，难有在任在职官员幸免不贪不腐。
一人犯法，案涉众人，因为大家都拿了好处。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察以维吏治而饬官方。乾隆二十年山西发生贿卖生童一案，乾隆将当地官员交部严加议处，对知情不举者也加惩处。四是大力推行密折制度。
为鼓励官员互相监督，发挥监察制度的作用，具体实施了一系列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密折制度，相当于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的“机要线”。鼓励臣子互相告密揭短，历来是中国皇帝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权术，清代时把它发挥到极致。
清雍正于七年（1729年）设军机房，十年（1732年）改称军机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密折制度。是皇帝与重要臣工“单线秘密联系”的制度，也是清代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削弱内阁权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其本质是明太祖锦衣卫的特务秘密监视制度，与官员互相监察制度的糅合发展，是将特务的统治方法运用到官吏的监督检查上。到乾隆时期，通过密折奏事的制度揭发出的大案，主要就有闽浙总督陈辉祖一案，由新任浙江巡抚盛柱密折告发。
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云南布政使钱度重大贪污案发，而且情节十分恶劣，被逮送京师处死。乾隆统治时期因犯贪污腐败案，而遭到惩处的高官人数很多，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
这些体现在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在乾隆登基以前，朝廷曾规定贪污银子上一千两就要被处斩，但是这个规定又不彻底，因为它又同时规定了，如果在限期内将赃银全部赔缴，可以减等处罚而免死，于是，为了从重惩处，乾隆要求不能减等免死。
对案犯抄家，惩罚并没收其贪腐的财物。不再有贪腐的根基和得到贪腐的实惠，诛连案犯子孙，以断绝其一人腐败虽受诛、但是能让子孙享受荣华富贵的侥幸念头。对案犯实行严厉的砍头，甚至剐刑以震慑潜在的贪腐分子等等。可以说，乾隆帝惩贪基本上是坚决的，手段严厉，特别是中后期，屡兴大狱，确实做到了穷源到底，水落石出。
总体上说，从封建廉政建设立法建制的角度看，乾隆的措施还是颇有成效的基于其“宽严相济”的廉政思想出发，对官员高薪养廉，以避免其走上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不但体现了皇帝之仁，也体现了爱才惜才之心，毕竟一个有封建统治经验的官吏的养成，也需很多时日和功夫。健全相关法制，以期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从过程上控制腐败，从结果上消除腐败。
从中央到地方都构建起一张庞大的监察网络，希望使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在互相监督之中求得他律他控，是权力的运行受到外在力量的监督制约，既体现了皇帝防患于未然之心，也体现了皇帝的宽仁之意。后对于那些敢于以身试法，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只好施以严厉惩罚，同时以儆效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