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簋，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的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残长 171.8 厘米。上部残损长度为8.2厘米，复原长度为180厘米。漆杆被漆成黑绿相间的色段，加以粉红色带分隔。考古专家研究推测，漆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论语》记载，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之为“允执其中”。
根据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组队实地测量，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所测当地夏至影长39.9 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周髀算经》“夏至影长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陶寺古城选址定在“地中”，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邑性质恰相契合。显然，这把圭尺就是古人用来标示“地中”观念的“建木”的变种，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圣树，传说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确切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与天地通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璧（瑗）及铜齿轮器，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这里，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又一次达成了一致，将陶寺文化的统治者指向了“帝尧”。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考古学者论断，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比被视为夏代遗存的二里头遗址早了好几百年。作为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陶寺遗址成为“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而向来归诸传说的“帝尧”时代，也向着“信史”迈出了坚实一步。另一个惊人论断同样因此呼之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遗憾的是，从考古发现得知，陶寺文化到了晚期，不但已由都城沦为普通村邑，而且其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城垣被废弃，宫殿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陶寺中期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在一晚期灰沟出土有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死者以青壮年男性居多，而青壮年男性被杀戮往往意味着背后发生了血雨腥风的事件。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次发生于陶寺内部的“下克上”，大约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起义”；但也有学者注意到，“陶寺中晚期之间的变故伴随着来自晋陕高原中北部的各种肥足鬲和单把鬲为主的器物群上，以及牛羊畜牧的增长”；并以此推断，陶寺及其周边遗址在晚期发生的政治动荡，可能源于黄土高原的政治势力对晋南盆地的侵袭与征服——人们不会不注意到，两种政治势力在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的交界地带的冲突，将在“陶寺文化”之后的3000多年内反复上演。无论如何，陶寺遗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会因为陶寺文化最终的消亡而受到动摇。相反，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陶寺遗址的出土文物，依然可能帮助改写今天人们认知中的上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