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都就食是“主辅摇摆”现象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历史上的移都就食现象以唐代最为典型。唐代发生过十余次从长安到洛阳的“移都就食”，从贞观之治算起，太宗曾三次就食于洛阳；高宗时期有七次“移都就食”；玄宗又有五次洛阳就食。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唐代政治变化的表现，同时也是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缩影。
一、唐代“移都就食”概况
（一）“移都就食”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移民就食的做法并不鲜见。当某一地区发生饥荒后，在粮食运输比较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往往组织灾民向未遭灾、有储粮的地区逃荒，或者向地广人稀之处移民，这是我国古代较常见的一种救灾办法。
“移都就食”是移民就食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百姓移民就食，可视为正常现象，而整个朝廷迁都就食，则是一件罕见的大事。它不是普通的“移民”就食，而是“迁都”就食，其政治影响之大、各项事宜牵扯之广，显然非比寻常。
当然，这里的“移都”并非是朝廷正式下达官方文书进行迁都，而是指实质上的政治中心的转变。“移都就食”这一历史现象并非始于唐代，早在东汉时期，汉献帝迁都许都，直接原因也是为了就食，而唐朝前期的“移都就食”在历史上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的政治大势正处于东西走向的末期而即将向南北走向转换的时期。长安（大兴）走向了它辉煌的历史高峰，但同时也是即将走向没落之时。因其辉煌，所以人口众多，靡费粮食甚巨，导致供应不足，辉煌也因此难以持续。
（二）唐“移都就食”时代结束
皇帝带领后妃、官员等东去洛阳就食，最后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公元734-736年），之后，有唐一代再未到东都就食，这不单单是安史之乱后，洛阳遭到破坏，主要是漕运系统的完善，帝王不用再逐粮而居。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提出了改善漕运问题的系统的措施。玄宗对裴耀卿提出的分段水陆短途运输粮食的建议大加赞赏，这样，江淮一带的粮食先运到河阴仓，再转至含嘉仓，最后经太原仓运往长安。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终于完成了上述举措。这样，从运河运到黄河，再从黄河运到渭河河口永丰仓的物资，便可直接由永丰仓经过这道漕渠运到长安城下，不需要再用牛车运往长安了，进一步改善了从华阴永丰仓到长安一带的运输方法。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中期，一年水陆可运输二百五十万石粮食入关。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修建汴口仓。自此，一个完善的粮食转运系统建立了起来。
二、“移都就食”的具体原因
（一）历史原因
长安的地理位置、政治军事优势是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中地区的经济劣势日益凸显。在丰收的年份京师尚且需要华北及江南地区的粮食补给，倘若遇到荒年，朝廷甚至下令取消科举考试以及官员到京师的述职，来减少粮食的消耗，可见粮食的短缺程度。除此之外，移都就食便是当时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移都就食”主要是因为京师粮食需求量增加，隋王朝统一全国后，立即清查隐匿人口，登记造册，开皇十年（公元598年），人口将近4500万。唐高祖时期，由于刚刚完成取代隋朝的历史任务，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当时的户口数仅仅是隋朝的“十分之一”。到了太宗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稳定发展，人口开始增加，直到天宝十四载，达到唐代历史上的顶峰时代。
唐长安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类消费型人口聚集，长安的人口数量增加使得粮食需求量同样上升。此时关中地区的粮食消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宿卫军队、官僚人员薪俸、皇室人员、普通百姓。前三类人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消耗绝大多数的粮食，并都由政府提供。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与此同时，长安的粮食产量并不高，其实京师在无任何灾害的理想状态下，勉强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但唐朝前期是灾害的频发期，出现了关中地区环境恶化、灌溉系统遭到破坏等现象，显然不可能实现无歉收，“移都就食”就显得尤为重要。
隋末南方并未遭受重大战乱，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逃到南方带去大量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使得唐朝的经济重心进一步转移到南方，然而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却还在北方，这势必会出现以南方的经济来补给北方的现象。
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关中地区漕运江淮地区的粮食，已经成为了京师实现自身补给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方式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开支，使得唐朝政府不堪重负。
（二）基本原因
唐代选择就食东都的基本原因是因为这里是天下粮仓，同时也能享受到漕运之便。高宗第一次就食东都时改洛阳宫为东都，武则天改为神都，进一步提高了洛阳的政治文化地位。仓储系统是一个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安定与社会再生产、再分配的任务，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洛阳的仓储系统非常完善。隋炀帝时期，为了保证洛阳的漕粮供应，就有过一番建设。再加上裴耀卿在通济渠口处修建的虎牢仓和东都的含嘉仓，使河渭漕运体系更加完善。高宗时期，在隋漕运基础上，又新置了柏崖仓和渭南仓，形成了以东都为中心的粮仓转运系统，实现全国性的长途运输，保证了东都粮食的有效供应。
（三）直接原因
有学者统计唐代共发生灾荒731起（见表3），几乎平均一年要发生2.5次灾害，而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竟达136次。关中地区有同一年发生多种灾害的情况，有连续几年灾害不断的情况。
在诸多灾害中，水灾和旱灾是多发灾害，影响巨大。旱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灾害，虽然过程比较温和，但是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同时还有寇盗纵横的并发灾害。
唐代霜雪、地震、大风等灾害虽然较水旱灾少，但同样不容小觑，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八月、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十月、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六月均留有相关记载。
总而言之，唐前期帝王“移都就食”于洛阳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歉收甚至绝产，而关中频繁的自然灾害，除自然原因外，也与长期以来关中地区的超负荷运转有极大关联。
三、唐代“移都就食”期间的问题
（一）“移都就食”的路途情况
“移都就食”行动毕竟不是普通的出行，而是大规模的皇室宫廷人员的移动，普通的出行尚且有严格的礼法规定，毋庸置疑，“移都就食”行动一定会涉及到很多的礼典与制度问题。唐前期数十几次的“移都就食”并不是一时起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去东都就食，以及何时移都洛阳等。甚至什么时候返回长安，返回时走哪条路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移都就食”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因此，无论是在道路的选择方面还是路途中的一些准备工作，如衣食住等基本问题，都是提前认真准备的，相应的典章制度等也成为了一项惯例。
唐朝的交通也非常发达，主要有陆路和水路两种方式，水路比较简单，自然状态的河流湖海本身就是水路，桥梁架在河流上，就是出行的重要道路。陆路名目繁多，又分为官路和私路，驰道、御道等是皇帝专用的道路。洛阳和长安作为东西二京，政治地位决定了其道路的至关重要性，唐朝陆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四防辐射。
长安到洛阳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叫作函谷道，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函谷道不仅是河渭漕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食走的也正是这条道。从长安沿着渭河向东而行，先要经过一个重要的关口——潼关，之后进入河南省灵宝县境内的崤山，山中的峡谷就是函谷，所以称之为函谷道，设有重兵把守。从长安到东都洛阳共835里。
就食行动是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有百官朝臣、宫廷女眷等，还需要乘坐马车，自然不能走得太快，以每日30里计算，大致需要数旬。据记载，唐朝前期，驿的使用也是非常频繁的，为大规模的就食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总的来说，就食行动是宫廷人员较大规模的移动，又与常规的巡幸有所区别，不仅要考虑路途中的消耗情况，也就是“经费”问题，而且人员众多，安全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路途中自然要低调些、迅速些。
（二）就食洛阳期间的政务处理
就食洛阳期间，主要的行政机构及权力中心在东都，一些重大政务和常规政务都需要在东都处理。
皇帝在就食洛阳期间，主要处理的重大政务有镇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内部的叛乱、接受外族朝献及受降、和亲、编订志、历、经等颁行天下、改革科举制度、置废粮仓、整顿钱币等。在就食东都期间也接受过多次外族朝献和受降，东都在外族人眼中也是等同于都城地位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就食东都期间，主要处理的常规政务有选举贤才等。每位就食于东都的皇帝都会处理这些常规政务，常规政务并非不重要的政务，甚至更为重要，而是这些政务相对比较琐碎，需要频繁处理。太宗、高宗及玄宗带领后妃和官员等就食于洛阳，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一些重大决策或是常规政务都出自洛阳，政治中心即在洛阳。
（三）“移都就食”的影响
唐代“移都就食”这一行为本身是统治者为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带领官僚队伍去粮食较充裕地区避灾的一种行为，是统治阶级经过深思熟虑找到的最适合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对统治阶层以及当时的社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帝王长期在洛阳办公，东都的宫殿也得到更大规模的整修，加强了行政机构的设立，东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
初唐这数十几次的“移都就食”正是发生在最鼎盛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期，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对其统治的一种否定，因而在一些正史当中，关于“移都就食”的记载是很少的。
从“移都就食”这件事本身来看，皇室带领诸亲、大臣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说的好听一些是“临时办公”，实际上就是到洛阳讨饭吃。因此包括“逐粮天子”在内，朝野上下一致认为这是一件脸面难堪但却行之有效的办法。
结语
总的来说，唐代因“移都就食”而产生的“主辅摇摆”型陪都的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粮食是王朝稳定的根基，是维持统治的首要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隋唐时期京师人口急剧增长，人类为谋求生存大面积的垦荒伐林，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粮食生产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京师人口的需要。
这种原本平衡的状态被打破，便要寻求一个新的解决措施，“移都就食”即被认为是特定环境下解决这个问题最为适当的方式，由此也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逐粮太子”，这也是东西平衡型两京制设立的必要性，所以东都就食在一定意义上就有了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