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社会阶层变迁以法律制度为动力，而法律制度是社会的产物，以社会为基础，藉此，即便我们从法的视野探讨社会阶层的变迁，也应当先回归社会本身，以社会为研究起点。
西汉社会并非断裂、孤立地存在，它与秦甚至更为久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渊源颇深，我们的研究视域有必要放宽至西汉社会的孕育时期，作长时段的探究。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可循此对西汉社会进行追根溯源以深化对该时期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关联性的理解。
政治基础：皇权政体确立，皇帝制度的成立无疑是秦汉社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秦汉社会阶层命运的拐点。“皇帝制度”并不是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确切地说“皇帝制度”是一种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体制，是一种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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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社会阶层的变迁是法律制度作用的结果，而法律制度的制订与实施以国家体制亦即皇帝制度为根据，我们可以将西汉社会视作一幅巨大的画卷，皇帝制度是此巨幅画卷的底色，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是画卷中彼此关联的景致，藉此皇帝制度成为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之际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的关键所在。所以在对西汉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作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皇帝制度的形成过程进行一定的追溯与探讨。
关于从何种角度切入对皇帝制度进行研究，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借鉴，他强调“郡县制”、“官僚制”与“个别人身支配”是掌握皇帝制度成立的关键历史脉络。这个观察的角度强调皇帝制度如何藉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的战争体制，创造出可藉由官僚派遣而得以支配中国全境的中央政府。故皇帝制度成立的焦点问题是郡县制如何形成，官僚阶层如何兴起，及其如何作为中央政府支配基层社会的媒介。
（一）郡县制的建立，皇帝制度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个郡县逐渐取代封建时代封国的过程。将郡县制作为基本行政制度推行天下是秦始皇之创设，但郡县制本身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首先，关于郡、县的字意，据《说文解字》县与“悬”之间有莫大的关联。县本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并不接壤，其与国都之间的是悬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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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有云：“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非常直观地为我们阐释了县的内涵，也道明了县与悬的关系。郡，据《释名》，人所群聚谓之郡。其次，就出现时间先后而论，县的存在最早或可追至公元前七世纪初，最晚不迟于七世纪末，而至公元前六世纪初县的设置与推行已相当普遍，郡的出现时间晚于县，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才有关于郡的第一次记载，但到战国时代，除齐国以外，郡也已普遍设置；再次，就郡与县统属关系而言，郡县于初始之际二者并无统属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相互征伐，掠得城池须遣人加以镇守、治理，并从中取得财税、物资、人力，而郡之首长称“守”本身就有军事蕴意。县，“征服之后占其地，或为保持战果，或为防范敌人卷土重来而筑城镇戍，并控制附近农庄，这种城邑远离中央政府，乃予以特别名称曰'县'”。
在《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再至后来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屡有记述秦国、汉国攻下某国、某城后设郡县守之，最后的结果就是秦国、汉国通过军事扩张，并以设置郡县的方式对其他各国实现军事殖民，进而实现对天下的统一。采取何种制度对刚刚统一的天下进行治理，对于秦王朝君臣而言是一次重大而艰难的选择，而非所谓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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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清楚地记录了“议”定郡县制的过程，秦朝君臣通过此次廷议，否定了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郡县制其实表征了皇帝制度或言皇权政体是“力”的整合，皇帝用郡县对天下分而治之就是要将整个天下纳入到皇权控制范围以内。
由封建制下的“国”、“邑”到皇帝制下郡县的转变，以及性质的差异应该在此阐明：在封建时代，民众形成大小不同的聚落，它们或属于天子，或隶属于诸侯，或臣属于卿大夫。天子统治的区域称“王畿”，诸侯称“国”。在王畿内分布着氏族公卿的“都”，有的又被称作“邑”；诸侯封国内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诸侯对天子仅有朝觐、纳贡、会同等义务，它们的封地并非臣属于王畿下的一级行政区划，卿大夫的“都”、“邑”对于诸侯封国也是如此。这些大小各异的聚落对于统治者，仅仅是个别的封建臣属关系，它们之间并没有行政阶级的统属关系。在皇帝制度之下，诸侯的“国”、卿大夫的“都”、“邑”被郡、县取代，郡县直接臣属于中央，处在皇权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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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制的成立，皇帝制度对封建制的革命与突破不仅体现于郡县对诸侯之国、大夫之家的取代，还在于官吏来源与选举方式的变迁。先秦，无论周王、还是各国诸侯对其辖属区域的治理所委任的人大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他们极有可能祭祀于同一宗庙，君主与臣的关系及其伦理通过血亲与宗教予以保证。
但是，自商鞅变法成功始，存在于最高权力者与民之间的这些诸侯之“国”、大夫之“都”逐渐消失，直到秦始皇推行皇帝制度，这些“国”、“都”被郡县取代；原先的兼有氏族首领与行政长官性质的家长被守、令取代；郡县守令不似封建时代的封地领主在其领地内享有专权，守令仅是辅助皇帝治理一方的行政长官，他们的全部权力来源于皇帝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其主观意图是希望通过郡县的设置、官僚的派遣将权力直接渗透到基层；守、令被皇帝委任的依据亦不再仅仅凭借同皇帝的血缘亲疏关系而是能力、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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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斩断了宗室因血缘亲情与爵位相连的纽带，明确了以军功作为评定爵位高低的标准，随爵位衍生的是一系列的权利，包括田宅、臣妾、衣服的赐予、配给，而且军功爵制表征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位阶高低，统治阶层还寄希望于通过军功爵制的推行划分社会阶层，将军功与民众的社会地位直接联系起来，军功多者，政治权力大，收获权益多，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无军功者，即便拥有财富在官方评价体系中都处于卑位。
在军功爵制的激励之下，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攀升，在军事征伐中节节胜利，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宇内。在秦国君臣看来，嬴政带领秦国通过军事征伐的方式实现了对天下的统一，这是亘古未有的功业，所以必须要议定一与之相符的名号，可以说“皇帝”之名也以军功之实为基础。
虽然秦王政称帝十六年即被推翻，但是以军功作为确定爵位高低、社会地位尊卑的标准，却在楚汉战争、西汉王朝中保留、传承。显然，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刘邦“平定四海”，居功至伟，按照秦以来，以军功划分政治权力与地位之成法，刘邦自然应当居于最高的皇帝位，功劳次之者当为诸侯王，再次可为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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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邦与嬴政在封赏功臣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嬴政不裂土、不封王，“既并六国，统一中华，其统治力之强为前此所未有，故得不遵旧制，不予降附者以裂土为王之优待，即功臣勋旧，亦仅侯而不王，至于子弟亲属更无尺土之封。当时中华之广土众民置于一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实开旷古无侍之一伟大局面。”
如在各国征战不休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军功作为择取人才的标准无可厚非，然而在天下再度统一、社会基本稳定的西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所以军功在西汉时代随时间推移在选取人才中的作用也在削减，继之而起的察举制度在西汉发挥了主要的选举功能，但其内在机理却与军功无异，它们从本质上都是以能力、才干为选举人才标准，只是发挥的场域不同。
总体而言，郡县、官僚制的发展与皇帝制度的成立是同构的，正是郡县、官僚制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量的积累引起了我国政治史最重大的质变一一皇帝制度的诞生。我们通过对郡县官僚制发展历程的回顾揭示了作为政体的皇帝制度的集权特征。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藉由郡县官僚制聚拢权力的过程其实也是对社会阶层进行筛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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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承担了筛选社会阶层的功能，统治者利用法律制度抑制、打击那些有碍于集权中央、天下一统之目的实现的社会阶层；另一面，统治阶层又制定选举人才的法律制度从社会中择取有益于统治目的实现的社会成员参与治国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