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或可称得上是“玉文化”。其玉器数量之丰、品类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国史前文明阶段，无出其右者。
良渚文化冠形器（亦称玉梳背），高4.2厘米，宽3.85厘米，出土于浙江杭州反山。
玉器已久为世人所珍，但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施昕更在发掘报告《良渚》中，对所出石器、黑陶作了归纳整理。他认为发现的黑陶文化大部分及粗制琢磨石器为新石器时代，玉器及精制琢磨黑陶，小部分晚期黑陶则属于石铜兼用时代。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更是特别指出了良渚黑陶文化的发现对研究“绝少历史的记载”的浙江春秋战国以前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了“浙江远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发现，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现在可以将它重新估价”。
这在20世纪30年代热衷于在黄河流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考古学界，的确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当时对江南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史记》记载的“泰伯奔吴”的程度，认为吴越的历史文化源于中原，此前只是“化外之地”。地质学家李四光干脆说，“江南不应有石器”。“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员，另一位地质学家刘之远也认为，杭州地区新石器时期还是海滨，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据此他进一步推论：“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认作殉葬物，绝对不能作浙江古远文化的证据。或作为石器之末期，为金石并用石器，倘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远文化，以此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们，还要在那里发笑吧！”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鉴于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与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东西对峙的学说。发现于良渚一带以黑陶为特色的文化自然被归于“龙山文化”。甚至施昕更本人也囿于“黄河流域中心论”的成见，在《良渚》报告里提出，“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直到1954年，考古学家梁思永（梁启超次子）仍将良渚黑陶文化作为山东龙山文化向南发展的一支，称其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
2007 年11 月，工作人员正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勘测西段城墙基址，这段城墙宽度达60 米，古城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进入黄金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很快发掘了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逐渐意识到，该地区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有着明显区别于龙山文化的土著性和独特性。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写《序》时，明确指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黑陶⋯⋯”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遗址也在196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即便学识渊博如夏鼐，当时仍旧难脱传统史学观的窠臼。因此，“良渚文化”虽然作为太湖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但仍被视为“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1960年2月，发表于中国考古学三大杂志之一《考古学报》上的《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就将三座出土了灰陶、黑陶、夹沙陶、石刀、石斧、玉器等典型良渚文化器物的墓葬的年代定在“春秋之际”。
良渚文化玉琮，约制作于公元前2500 年，出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虎丘区及工业园区）草鞋山，现
假若没有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良渚文化”大概就会这样作为春秋末期吴、越相继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的身份载入教科书。好在放射性碳素断代（碳14）测定年代的新方法进入我国考古领域之后，史前遗迹、遗物的绝对年代得以科学确定，“良渚文化”的实际年代之悠久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1972年，《考古》公布了第一批碳14年代测定数据，随后在1972年第5期、1974年第5期、1977年第3期又陆续公布了其他三批测定数据。其中的第二至第四批里就包括良渚文化四个地点的七个数据。其中一些数据的年代竟早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甚至出乎良渚文化的命名者、当时中国考古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夏鼐的预想，1972年还著文认为“良渚文化年代也相当于殷周”的夏先生，在1977年根据碳14测年的数据，修正了自己的认识：“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仰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