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则孔明，唐则裴度。旧辅孙承宗前劳难泯，死义更烈”。
上边这句话是崇祯皇帝对孙承宗的评价，大明王朝的崛起必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大明走向灭亡，除去自身内部矛盾重重之外，更多的还是后金的崛起，如果单从战役而言，莎尔浒一战可称为大明王朝的分水岭。
因为这一次大明的战败，“关宁锦防线”由此应运而生，战役的失利造成大明由攻到守，而这条防线成为了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才有了崇祯皇帝对防线的缔造者孙承宗有了如此评价。
萨尔浒之战后，夺得辽东战场主动权的后金迅速出击，占领几乎整个辽东地区，明军不得不退守辽西。面对形势危如累卵的辽东战局，明末著名军事战略家孙承宗，提出了在辽西地区构建防线，以抵御后金进攻的战略构想。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督师蓟辽，开始在辽西地区将自己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在辽西走廊的狭长沿海地带，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构建防线，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
整条防线以燕山山脉以及山海关长城为依托，在狭窄的辽西走廊地区以城池、堡台阻击后金军，不仅充分利用了辽西地区的地形优势，还避免了明军极不擅长的野战，让明军得以在城池防御作战中消耗后金的有生力量，在天启时期取得了较为良好的防御效果。
譬如袁崇焕在宁远战役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大败后金军，导致努尔哈赤战后气绝身亡的辉煌战绩，除了红夷大炮这样的新式火器的使用以外，更在于关宁锦防线发挥的巨大作用。
读到这里的时候，诸位也许要问：“既然关宁锦防线如此坚不可摧，那为何这条明末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最终没有挽救大厦将倾的大明帝国，也没能挡住清军入关的铁骑呢？”
在后金/清征服内藩蒙古以前，辽西走廊可以说是后金/清军通向山海关的唯一道路，因此位于辽西地区的关宁锦防线，自然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然而当清廷将手伸向蒙古地区，把内藩蒙古纳入自己的囊中后，情况就有所不同。
明朝后期，蒙古以戈壁沙漠为界分为漠北蒙古（也就是如今的外蒙）、漠南蒙古（如今的内蒙）、漠西蒙古（如今的新疆、青海蒙古）三部，而在最靠近明清双方的漠南蒙古之中，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实力最强，然而因漠南蒙古诸部的内部混乱，以及林丹汗同时与明清交恶的战略失误，最终林丹汗在与皇太极的交战中战败病逝，随后漠南蒙古诸部投降清廷。
控制漠南蒙古之后，占领了广大的漠南地区的清军，就能够避开辽西走廊从长城进攻明朝。早在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期，清军就曾多次从漠南蒙古地区，攻破明朝边关入寇明朝。
不仅威胁京师直隶地区，让崇祯帝在慌乱之下赶忙命令四方明军勤王，甚至曾一度攻入山东一带，以至于关宁锦防线的缔造者孙承宗，也在清军的兵锋之下阖家殉难。孙承宗一家的殉国，也似乎预示着他亲手缔造的关宁锦防线，同他为之戎马一生的大明帝国最终的命运。
在辽西地区构筑关宁锦防线的防御战略，从根本上而言还是一种消耗战，即通过固守城池和堡台避免进行明军所不擅长的野战、保留明军的作战实力，从而在长期的防御消耗战中拖垮战争资源本就匮乏的后金/清，再步步为营，逐步将防线向前推进，最终达到收复辽东，迫使后金/清不得不再次屈膝称臣的战略目的。
在承平时代，以大明帝国之地大物博是绝对打得起消耗战的，然而很不巧的是，此时的明帝国遭遇了几乎是千年一遇的酷寒小冰期，农业生产不断遭到天灾打击，这些天灾在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国力的同时，也让帝国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以至于最终酿成埋葬帝国的大规模民变。
为了维持关宁锦防线，明朝不得不在辽西地区长期大量驻军，此举不仅让关内兵力空虚，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由此获得了扩张势力的天赐良机，还让辽西的战事成为了不断消耗帝国财政的一个无底洞。
很多人把明帝国覆灭的原因归咎于一个字“穷”，认为明朝正是在财政崩溃之下走向亡国的，从崇祯帝在国破前夕顿失人主威严，以皇帝之尊哀求臣下“募捐”，却所得无几就能够看出明朝的“穷”。
消耗帝国国库的，除了穷奢极欲的特权阶层、腐败贪婪的官僚集团、连续不断的天灾酷寒、烽火四起的农民战争以外，还有辽西战场的巨额战争开支。
清代君臣大多将明朝亡国归咎于以三饷为代表的苛捐杂税，为此康熙帝还曾承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希望以此维持清王朝千秋万代的统治，而用于关外作战的辽饷恰恰名列其中，由此可见关宁锦防御体系对明王朝财政的消耗之大。
在内忧外患之下，一度坚不可摧的关宁锦防线，最终竟成为了拖垮大明的沉重包袱，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却也是历史的必然。对于早已腐朽不堪的帝国大厦来说，即使是再坚固的梁柱也难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