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与货贝，以其“舶来品”的属性，成为殷墟考古发现中颇引人注意的两种遗物。比之玉器，殷墟出土的大量海贝远涉重洋而来，作为货币使用似乎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反映了大陆早期文明中有关海洋交通的些许讯息。殷墟发现的海贝包括货贝、大贝以及阿拉伯绶贝等，其中以货贝为大宗，历年经科学发掘的货贝数量已达数万枚，其中殷墟妇好墓所出就达到了6880余枚。通常认为殷墟海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有的也充作装饰品。那么妇好所拥有的货贝，其购买力究竟如何呢？
西周去商未远，其时的铜器铭文可给我们一定的启示。裘卫盉铭文称：“矩伯庶人取觐璋于裘卫，裁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集成》9456）铭文大意为：名叫庶人的矩族伯长向铜器的作器者裘卫购买觐璋，作价80朋，矩伯拿自己家族的田地来交换，则需要10块大田。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俱认为“五贝一系，二系一朋”，也就是说一朋等于10枚贝。西周的“田”究竟是多大单位，目前尚不太清楚，但这种田一般作为公田存在，需要多家劳动力共同进行耕作，《诗经·小雅·甫田》描述公田劳作有“倬彼甫田，岁取十千”的诗句，可见其规模当不会太小。按照后代对井田制的描述，这样的公田以百亩为单位，西周还有称作“千亩”的地名，则数百亩的大田当不稀见。换算下来80枚贝就可以换取这样一块大田。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货贝，妇好墓中出土货贝多达 6880 余枚
与玉料主要来源与西北或北方草原不同，殷墟货贝主要来源于东南部的海峡及海湾地区。殷墟考古队于2000年前后发掘的安阳花园庄东地M54墓葬是近年殷墟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墓主是殷商时期一位属于“亚长”族的大贵族，墓中出土货贝1472枚。据日本学者的检测，台湾及澎湖列岛极有可能就是这些“海上来客”的故乡。这些贝是如何到达殷墟的呢？山东寿张梁山下曾出土一件“小臣俞尊”，上铸铭文透露了一些信息：“丁巳，王省夔墉，王赐小臣俞夔贝，唯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殷周金文集成》5990）“夷方”即东夷，是处于东南淮域的族群，殷商时期大致位于今天的曲阜、徐州一带。商后期一直在与东夷打仗，《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晚商正是由于忙于与东夷“死磕”却忽略了西方的敌情，最终亡于“小邦周”。铭文中的“夔”地也应处在东南方面山东、江苏一带。
小臣俞尊铭文大意谓：在征伐夷方的过程中，在丁巳这天，商王巡省至于叫作“夔”的一处城堡，商王在这里赏赐给小臣俞“夔贝”。所谓“夔贝”，指的是夔地之贝。而据我们今天的鉴定，殷墟所出的货贝基本都应来自南方海域，“夔”地是不出产海贝的。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夔地只是海贝的一处中转之地。殷墟货贝就是经由这样一个个的中转地流转而来。这与前文所述玉器玉料的传入方式是一致的。小臣俞尊铭文向我们透露了一丝信息，殷商的“海贝之路”背后是武力与权力的支撑。夷方的不服阻乱了货贝及其他奢侈品的输入，应是招致殷商征伐的一个因素。由此我们亦可明白远渡重洋而来的海贝能够作为货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异域属性，更重要的是海贝进入殷商，一路上都需要商王朝强大的权力震慑与武力保障。这种奢侈品的远途运输所需要的沟通能力与及武力保障，在当时除了商人之外，还没有哪个政治体可以提供。
殷墟妇好墓出土阿拉伯绶贝
长期的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的思维习惯，往往会遮蔽人们思考与想象的能力，使其倾向于低估上古时期人们交通、贸迁的能力。从以上对殷商玉器与货贝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上古时期并不缺乏远距离的交流与互动。东亚大陆上甚至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有关奢侈品的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例如相隔1000多公里的辽西红山文化与安徽凌家滩遗存，有着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龟、玉猪龙以及双连璧等器物。被认为属于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与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也有这种上层交流网的存在，于二里头文化所出相类似的青铜兽面牌饰在陇东有所发现。获得遥远异域的物品与工艺代表的是威权与能力，上层交流网依靠权力加持，又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的地位。
埋藏在殷墟地下的玉器与海贝，这一北一南两种异域的奢侈品，在3000年后重见天日之时，或许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流光溢彩，却默默地向我们展示了殷商贵族阶层对异域与远方的诉求，展示了殷商王朝北上南下的“国际交流”线路，以及这些流动的异域泊来品背后所隐藏的权力网络。